鸦片贸易不但给英国带来了巨额收入，还对英属印度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在广州的贸易中以汇划的方式起到了充当茶叶投资角色的特殊作用。由于东、西印度都在大量种植罂粟，19世纪20-30年代，曾使印度“土地价值提高4倍，使印度地主大发其财，在收集和预备这种药品工作中维持了成千人的生活，并且使加尔各达的商业和航运业沾到利益”。[14]19世纪初期和中期，鸦片在印度出口商品中占首要地位。1849年，印度出口鸦片577万镑，1858年出口910.6万镑，[15]是印度全部出口商品价值的32.7%。[16]鸦片出口的增长，使印度贸易收入增加，19世纪30年代，“中印贸易的价值三倍于中英贸易的价值”，印度对英、对华贸易都明显出超。其海外购买力的增长使进口大为上升，“若干世纪以来作为纺织输出者的印度市场上，竟充满了曼彻斯特的棉纺品”[17]。1849年，印度输入棉布222万英镑，1858年输入478万英镑。[18]棉布的大量进口使当地的民族纺织业衰落，使英国棉纺织厂主们欣喜若狂。在印度经济殖民化的进程中，不能不看到鸦片在瓦解自然经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依属英国中发挥了如此明显的紧要作用。
    由于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还解决了在广州购买中国商品所需的款项。19世纪初，在正常商品贸易中，中国对英国一直保持出超，东印度公司必须筹措为数可观的银元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本钱。在鸦片大量输入后，中国反成为白银流出国，这样英国鸦片商人在华出售鸦片的收入便被东印度公司利用作为购买中国商品的资本。表面上，东印度公司不参加对华鸦片输入，它设在广州的帐房却通过“帐户的转帐”办法，向英国鸦片商人出售可以在伦敦、加尔各达等地有关金融机构兑现的汇票，直接换取他们在华贩卖鸦片而得到的白银。这种“大规模的汇划”方式既“给公司提供了筹措在中国投资的资金的办法”；又“给港脚商人提供了将印度棉花和鸦片的利润运回印度的途径”。[19]从此，在中印航线上再也无法看到满载着白银的东印度公司商船驶往中国，却到处可见满载着鸦片和茶叶的商船来往于中印之间。
    19世纪50-80年代，中英贸易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由贸易入超转为出超，但鸦片贸易仍然充当着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起到了削弱中国出口商品创收能力的作用。40-50年代，英国制造品对华出口增长停滞，而中国丝茶出口则急剧上升。可是，在鸦片稳步输入下，中国对英贸易出超并没有明显增加对外贸易的纯收入。60-80年代，中国茶叶出口收入的70%左右都要支付鸦片的毒品帐。如果没有鸦片的抵补作用，中国当时每年至少可以增收2500万海关两。[20]20世纪初，中国茶叶出口走向衰落，生丝的出口虽然可以抵补鸦片输入，但同样它创收的50%都因鸦片进口而付诸东流。总而言之，19世纪90年代之前，英国在对华正常贸易上还处于不利地位，它不得不利用鸦片来作为对华贸易投资的手段。显然，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英国，还必须通过毒品交易来赢得对华贸易上的优势。
    不难发现，鸦片贸易的重要性也为当时英国商人、社会政府、社会舆论所共识。40年代，澳门的英国人就撰文指出：“没有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董事会就不可能这样顺利地为‘国内开支’取得大量的汇款。……英格兰商人也不可能买到现在那么大量的茶叶，而不需要向中国送出大量白银。……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英国的工业品对印度斯坦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行与一般商务大为兴旺。并且还给英属印度国库带得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的田赋总额”。[21]所以，正是由于鸦片贸易能够为英国带来各方面的利益，英国商人、有关公司和政府机构才不惜一切，拼命钻营这项贸易。
    3
    决定鸦片贸易的主要经济因素是鸦片贸易的利润和利润率。无论是英国散商、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还是与鸦片贸易相关的一切事业，都依赖于鸦片贸易中利率的大小。由于鸦片贸易总是能够为英国带来高额利润，所以，它才被那些见利忘义的商人称为：“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22]，鸦片贸易的利润主要取自于鸦片市场的价格，鸦片价格的涨落既与市场上的需求量相关，又与供给数量互相联系。“鸦片价格的涨落，决定于供求的情况是非常显著的”[23]。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鸦片需求量的增加会导致其价格的上升，同样，鸦片供给数量的下降也会促使其价格上扬。早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为提高鸦片利润，就开始有意识的控制鸦片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它企图通过限产的办法来稳定和提高鸦片的市场价格。当时，公司于巴勒拿和贝那勒斯两地分别设立鸦片经理处，专门垄断和管理鸦片的生产与出口。1799年，孟加拉总督威莱斯莱下令禁止一切私人种植罂粟，规定烟农必须按规定的价格把产品卖给经理处，领了合同书不种罂粟的烟农也要被处以罚款。这一措施主要是因为海外鸦片需求量的增加有限，所以东印度公司把主要精力用于控制鸦片的出口数量。它规定比哈尔地区每年罂粟种植田亩在25000英亩左右，最高产量为4000箱。[24]控制政策曾一度比较有效。1799年，每箱鸦片的价格不到415卢比。1800年，公司稍减供应，价格便上涨近一倍。1802年后，公司继续减少供给，价格涨至1000-2000卢比。1805年，公司试图增加供给，价格开始下跌。保持供给的稳定后，鸦片价格在1822年涨至4000卢比。[25]
    19世纪20年代，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鸦片出口受到了其控制外的西印度鸦片冲击。西部印度马尔瓦地区在当地王公的控制下也在大量生产鸦片。很快，马尔瓦鸦片就因“低廉”的价格畅销于外，对孟加拉的鸦片构成了威胁。大量马尔瓦鸦片不受控制地自由输往中国，影响了东印度公司鸦片的利润。东印度公司对此深感恼火。1818年，英国在与马拉塔的战争中取胜。东印度公司随即试图在马尔瓦限产。1821-1822年，公司购买了4000箱马尔瓦鸦片，利令智昏地在市场上公开抛售，结果各种烟价一同暴跌，使公司损失惨重。与此同时，约有三分之二的马尔瓦鸦片为逃避限产绕过孟买而取道葡萄牙控制下的达曼出口。东印度公司终于认识到限产政策无法实施。1831年，它宣布允许马尔瓦鸦片经孟买出口，对其实行征税，这样才控制了出口并增加了税收。[26]从此，东印度公司所推行的限产高价政策被增产廉价政策所代替。然而，这一变化的结果虽使公司的绝对利润上升，却使利润率大大下降。30年代，鸦片价格很少超过1000卢比，最后5年中，鸦片出口数量达到了50000箱，价格却不过750卢比。1836年，仅为139卢比。[27]鸦片利润率的下降主要在于鸦片的供给数量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