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在中国合法化，为了追逐高额利润，巴勒拿、贝拿勒斯鸦片经理处和英印政府没有坚持廉价倾销，而是重新采取了限产政策。它每年用于种植鸦片的土地控制在454，158-584，622英亩之间。60年代，实行丰存歉取，以丰补歉的办法。由政府宣布每年的鸦片销售数量和储存数量。1868年，鸦片的出售数量是48000箱，封存的数量是30000箱。这一政策避免了鸦片价格的大幅度摆动。从1884年到1891年，鸦片减产了40%，但仍然保证每年出售57000箱。每箱价格保持在1088卢比以上。[28]
    在鸦片贸易期间，如同商界一样，英国政府之所以关心、重视、默许、保护鸦片贸易也在于鸦片贸易能够带来暴利。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收入的重要来源，放弃东印度公司对孟加拉的鸦片垄断，似非得计”；“鸦片贸易是值得向往的”[29]，“鸦片贩运事业已成为一种在中国投资的手段，所以庞大的资本，巨额的收入，以及与这密切联系的合法贸易都被卷入进去，这就排斥了任何歇业或是撤退的想法”。[30]因此，作为共同的鸦片贸易受益者，“由于财政上的理由，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执意要维系鸦片的生产；出于利润的考虑，英国的茶商则顽固地决心不放弃鸦片贸易”[31]。
    注释：
    ① ② ③王亚南《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选辑》第554页；第553页；第234页。
    ④ ⑤ ⑥ [16]（日）宫琦犀一等《近代国际经济要览》第137页；第137，160页；第96、97页；根据第136、164页计算。
    ⑦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第143页。
    ⑧严巾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0页。
    ⑨（英）克拉潘《简明不列颠经济史》第386页。
    ⑩ [11] [12] [20] [23] [3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38、318页；第438页；第271、322页；第1602页；第320页；第320页。
    [13]“国内开支”指东印度公司负担的“国内税”，汇回英国的官商私蓄和养老金等。
    [14] [17] [19] [22] [26]（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96页；第14页；第11页；第118页；第119页。
    [15] [18]（印）杜特《英属印度经济史》下册，第136页；第135页。
    [21] [29]《鸦片战争史料选译》第196页；第160页、234页。
    [24] [28]理查兹《印度帝国与19世纪农民的鸦片生产》，转引自《世界史研究动态》1982年第3期。
    [27] [31]（英）张馨保《林钦差与鸦片战争》根据第219页计算；第52页。
    [30]《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丛刊）第6册，第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