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历史上，中国封建王朝反复不已的周期性更迭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事实。这些如走马灯似变换的封建王朝，长的二三百年，短的二三十年，有的甚至昙花一现。那么，这些封建王朝为什么会更迭不已呢？从表面上看，是因为农民起义的冲击。自从秦末陈胜、吴广首次揭竿起义之后，几乎每一个封建王朝的中后期都发生过类似的农民大起义。历史上那些全国性的统一政权如秦、汉、隋、唐、元、明等，无一不是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瓦解的。可以说，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农民起义是导致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直接力量。
    农民大起义为什么会反复出现呢？深入考察可以发现，周期性的社会经济大波动与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大起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因果关系。在中国经济史上，封建经济的周期性大波动格外强烈。仅在战国秦汉时期就先后发生过三次巨大的经济波动，此后又先后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破坏和大战乱、隋唐五代时期社会经济的反复波动以及宋代经济的局部波动和文化的大倒退。（注：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6～142页。）每次大波动不仅中断了经济上升的势头，而且使之顿然下降，并常常是一落千丈，陷于全面崩溃。经过浩劫之后，等到新王朝建立，社会秩序有所恢复，社会经济重新获得发展的机会。但导致经济大波动的因素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增加，并最终打断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使封建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曲折起伏的波浪式。从现象上看，这种波动是一种周期性的循环，尽管周期的长短并不相同，但实质上则是社会经济不断地被破坏、破坏之后又不断地重建恢复，破坏与恢复反复交替出现，正如马克思深刻揭示的那样：“这种自给自足的共同体，是不断的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树立起来。”（注：《资本论》第1卷第432页，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正是周期性的社会经济大波动，引发了周期性全国规模的农民大起义，前一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崩溃和农民起义的冲击倾覆下去，后一王朝又随着社会经济的复苏和农民起义的消失而强大起来。社会经济的波动周期、农民起义的爆发周期以及封建王朝的更迭周期，三者惊人地吻合。
    为什么社会经济会出现周期性的大波动？其原因固然不止一端，但农民负担的沉重不能不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农民负担的周期性轻重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社会经济的周期性起伏涨落。以隋朝为例，隋朝的建立是在魏晋南北朝长达360年之久的大分裂、大动乱、 大破坏之后，战争创伤至深至痛。为了迅速恢复社会经济，隋初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短短20年间，就出现了“中外仓库，无不盈积”（注：《隋书·食货志》。），“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注：《贞观政要·辩兴亡》。）的盛世景象。对这一奇迹产生的奥秘，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有一段发人深省的议论：“古今称国计之富者，莫如隋。然考之史传，则未见有以为富国之术也，盖周之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入市有税。至开皇三年而并罢之……所仰，赋税而已。然开皇三年，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三十日，则行苏威之言也。继而开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给复（免除）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以宇内无事，亦宽徭赋，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放。十二年，诏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则其广赋税复阔略如此。”（注：《文献通考·国用一》。）可见，“赋税阔略”是隋朝前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然而，隋朝后期，统治者不顾农民承受能力，开运河，伐高丽，征西域，营东都，征发调遣，飞粮挽秣，肆意加重农民负担。《隋书·食货志》云：“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横征暴敛引发了经济的大崩溃，“黄河以北，千里无烟，江淮之间，鞠为茂草。”（注：《隋书·杨玄感传》。）隋朝前、后期在农民负担政策上的一减一增及其在经济上的一起一伏的强烈对比说明：减轻农民负担，社会经济则上升、繁荣；加重农民负担，社会经济则衰退、崩溃。事实上，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经济走势莫不与农民负担政策紧密联系，举凡新王朝建立之初，农民负担一般相对较轻，社会经济处于上升态势，并出现某种程度的繁荣；到了王朝中期，农民负担日渐加重，社会经济发展趋缓并开始逐渐出现停滞的衰势；到了王朝晚期，沉重的负担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社会经济逆转并陷入崩溃。可以说，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太康之治”、“元嘉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之治”，无一不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效应，而历代王朝中后期经济的衰败又无一不是加重农民负担政策的恶果。对此，不少封建政治家已有清醒的认识。唐人李翱说：“人皆知重敛之可以得财，而不知轻敛之得财愈多也。”（注：《全唐文》卷六三八。）唐太宗则更深刻地认识到：“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注：《资治通鉴》卷一九二。）显然，农民负担的轻重直接关系到封建经济的起伏和封建王朝的兴衰。
    二
    农民负担状况之所以影响甚至决定着社会经济的状况，其重要原因是因为农民负担状况影响甚至决定着自耕农生长的状态。
    我国封建社会在任何时期，总有数量不等的自耕农存在。自耕农占有主要的生产资料，又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劳动热情较高，自主性强，一般可以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精耕细作，这就使得中国封建经济发展的快慢与自耕农数量的多寡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8页。 ）如何保证小农经济的发展？减轻农民负担就是先决条件。唐太宗在分析贞观之治时说过一句很有见地的话：“今省徭薄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则其富矣。”（注：《贞观政要·论务农》。）反之，肆意加重农民负担，则会使自耕农民处于绝对贫困境地。“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寒耕热耘，霑体涂足，戴日而作，戴星而息。……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有何可生之路耳！”（注：《宋史·食货志上》。）这是重负之下自耕农民生活的写照。个体小农的绝对贫困使得自耕农经济极度脆弱，马克思指出：“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注：《资本论》第3卷第678页。）如此脆弱的小农经济根本不能抗拒自然灾害的侵袭，一旦遇上水、旱、虫、蝗等天灾，短时间内有可能造成巨大灾害。打开二十四史，因各种灾害而出现的“人相食”、“死者泰半”之类的记载，比比皆是，触目惊心。如汉武帝元鼎年间，关东洪灾，“人相食，方二三千里”。（注：《汉书·食货志》。）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只因冬天冷了些， 就出现了“三辅人民冻死者十有二三”（注：《西京杂记》卷二。）的惨剧。这样一些自然灾害，只有对于竭泽而渔下已经力尽财竭的农民，才能产生如此严重的后果。对此，曾有人一针见血指出：“今陛下轻夺民财，不爱民力……而百姓财竭力尽，愁恨感天，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馁死于道以百万数。”（注：《汉书·谷永传》。）中国古代自然灾害的肆虐与个体小农经济的绝对脆弱有关，小农经济的脆弱又与农民的负担过重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