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思路，关注经史、文史等关系的研究
    走向21世纪，史学史研究如何开创新局面，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意思，使我深受启发。有一点人们谈论较少，我以为又相当重要，这就是加强经史、文史等关系的研究。
    其实，经史关系、文史关系，还有子史关系，自古以来，学者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对这些学问的把握以及它们彼此关系的了解，乃是中国学人最基本的文化素养。老一辈史学家，于经、于文、于子、皆功底深厚，故尔在史学研究中，便能视野开阔，左右逢源。这也是他们治学的经验之谈。依稀记得，1985年3月， 白寿彝先生在史学史学术座谈会上，曾号召大家对经史、文史、子史关系作深入的研究。可惜的是，这个意见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关注既少，成果自然不多。
    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开阔视野，注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越来越显得迫切。就史学史研究领域而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还有差距。看待经史关系，或者还未曾纳入到史学史研究的思考之中，或者还停滞在以往的认识水平，不曾把它放在整个传统文化中去观察，了解经、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思想形成的过程中，经学与史学有着共同的历史与思想渊源，而且在历史的发展中，二者又相辅相成，关系至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长期以来，经学曾经是史学的指导思想，儒家的政治伦理是史书通过历史经验反复阐明的史义。而史学之求真、经世的传统也影响着儒家经学。以宗法色彩浓厚和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达为主特征的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结构，导致中国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突出地表现为“内圣外王”的心态，即“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和追求。在这里，经史二者分别从伦理和历史的层面互相补充地充当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这种人文主义的文化，它既需要理论的概括，更需要历史的印证。至少从隋唐以来，所谓经史之学术便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的代名词。
    本来是关系至密的学术文化，到了我们手里，似乎成了营垒分明，各不相干的学科：搞哲学的，往往对史学缺乏足够的关注，个别学人，甚至轻视或忽视史学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治史学者，亦往往对儒学研究熟视无睹。大家都对一些重大学术问题作出相当专业化的阐释，但是却较少从普遍联系中给出明确的答案。这种状况应该改变。以前我曾为张岱年、方克立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起草了史学章，论述过史家“学兼天人，会通古今”等优良传统，专家们都普遍认可。我事后检验，当时的论述仅仅局限在史学的范围内，未作深层次思考，显得肤浅而未中的。中国古代史学自始至终不是纯粹的社会科学，它不但论述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而且还记载了自然历史。这种既讲天（自然）又讲人的史学内容，根据于古人把自然和人类社会看成是统一整体的认识。这就是儒家的天人观。史家学兼天人，持自然与人类社会是统一整体的历史观，这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的体现。这种天人观便成为史家著史的指导思想，史家的富有文化史学特色的史著也正是这种天人观的贯彻与实践，在实践中又丰富发展，这种天人观。可以这样认为，学兼天人，会通古今史家这一优良传统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特别是儒家的天人观、古今变通观，而作为史家的历史观，经过他们的验证，使这种思想更深刻更系统。所以，当我们把“学兼天人，会通古今”作为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时，不要忘记，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优良传统，自然，它更是儒家的优良传统。
    再如，关于史家修养问题，这是史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从实质上去分析，史家修养论是儒家伦理道德观，尤其是儒家道德修养论在史学中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刘知几论“识”，还是章学诚论“德”，其衡量德、识的标准无一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在中国重伦理道德的思想文化熏陶下，史家向来以修身立德为己任，史书以宣扬仁义道德，表彰忠臣孝子为要务。儒家修养治平的政治人伦正是贯穿中国古代史学的精神支柱。
    可见，局限在某个领域而不作综合地、融会贯通地思考，很难把问题说深说透。
    关于文史关系，篇幅所限，我说不好细谈了。古来作品，或抒情、或叙事、或说理，各有侧重，张舜徽先生以此论文、史、哲之区别。其实，古人就有义理、词章、考据的说法。从事物的联系性上看，说到底，还是自孟子就开始界定、至章学诚论述周密的史学三要素：事、文、义。用章氏的说法，譬之人身，事者其骨，文者其肤，义者其精神，三者缺一不可。历史作品，以叙事为基本特征，讲求真实，重视考据，但也要注重理论，注重文采。白寿彝先生把历史文学作为史学史的组成部分，颇有深意。不过应该看到，有关文史关系、历史文学的探讨还远远不够。有的学者不用“历史文学”的提法，但也注意历史作品之艺术化、美学化的表达问题。
    我想，大家应该正视历史教育历史传播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清醒的认识到在史学这个阵地上不只是或者主要不是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在耕耘，其研究、传播的手段不只是或者主要不是我们传统的历史著作和课堂。数也数不清的以历史为题材制作的电影、电视，拥有亿万观众，它成了人们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这其中，到底有几分历史，有几分艺术虚构，谁也说不清。搞历史的尽管评论它是艺术虚构，可广大观众也许自信这就是历史。于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又突现了出来。鲁迅说：艺术的真实即非历史上的真实，因为后者须有此事，而创作则可以缀合，抒写，只要逼真，不必实有其事。这说明，历史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对所谓真实的理解是不同的，因而写作方法也就不同。历史著作的方法，就是实录的方法，而文学艺术作品，则允许虚构，它叙述的不一定是已发生的事，而是可能发生的事。但是历史作品也讲究审美、讲究史书选材、体例结构和文字表述的艺术追求。作为史书，首先要真实，以真实为美。在中国史学史上，“秉笔直书”是一个古老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魅力所在，它反映了中国史家对写真实历史的忘我和不倦的追求。中国古代史家亦追求文采，文字表达要达到真实、质朴、简洁和含蓄。所以历史作品的艺术化、美学化也是个重要问题。综观中外史学史，绝不能抛开史学求真这一根本要求，但是要把真实的历史经验总结出来，传播给人们，史家必须研究传播手段及方法，否则它就无法发挥史学应有的社会价值。从这一立足点出发，我们一要研究史学的通俗化、普及化问题，二要研究史学的艺术化、美学化问题，希望史家写出更多的既具有真实性、思想性、时代感，又通俗易懂、雅俗共赏，且具有吸引力、感染力的历史作品，从而拥有更多的读者，更大地发挥史学的教育作用。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