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中国反贪史》，余有三叹焉。
    一
    一叹：贪官污吏何其多也。
    贪污是腐败的核心，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我国以历史悠久，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奈的是，我国贪污犯的资格之老，在全世界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也是数一数二的。夏、商、西周，号称“三代”，建立在广大奴隶血泪、枯骨之上的家天下政权，就其国家机器的完备来说，一代强似一代。但是，远在夏朝末年，贪贿风气已很严重。据《荀子·大略》记载，当时成汤求雨的祷词中，提问六件失政之事，三项便是贪贿问题。这是他鉴于夏朝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导致灭亡的教训，而有所儆惕的表现。可是，到了商末，恶名昭著的帝辛--也就是殷纣王，大肆聚敛，奸佞费仲、恶隶都是大贪污犯。文王被囚于羑里监狱时，周人正是通过费仲，向纣王贿赂珍宝、美女、良马，纣王大悦，释放了文王，放虎归山的结果，最终导致殷商王朝的崩溃。与其相类似的是，春秋时，吴国太宰噽受贿亡国，其教训也是广为人知的。被吴国打得“败鳞残甲满天飞”、岌岌乎殆哉的越国，“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噽。”并进而煽情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帮助什么？求和也。太宰噽贪污了八位美女，并指望笑纳“更上一层楼”的越国漂亮姐，便鼓其如篁之舌，说服吴王夫差许越求和，从而吞下了致命的苦果：养虎贻患，越兴吴灭。
    古汉语中有“贪墨”一词。墨，古义是不洁之称。历代贪官当然都是些一屁股屎，心黑如墨之徒。他们的贪婪睃刻、残民以逞，有时真出乎常人想象之外。简直成了笑话。据《五代史补》记载，五代时赵在礼在宋州做官，贪暴至极，百姓苦不堪言。后调往他处，百姓互相祝贺，说：“拔掉眼中钉了！”不料消息传到赵在礼耳朵里，他向上司要求，仍调回宋州，每岁户口，不论主客，都征钱一千，名曰“拔钉钱”，宋州父老哭笑不得。值得指出的是，有些贪官虽然心狠手辣，却满脸精神文明，俨然一尘不染，实际上，就像鹭鸶一样，“飞来疑似鹤，下处却寻鱼”。明朝有个贪官更堪称典型。明明想大捞一把，却装成分文不取，刚上任时，煞有介事地向神发誓说：“左手要钱，烂了左手，右手要钱，烂了右手。”但不久，有人送来百金行贿，他假惺惺地不收，说我对神发过誓。他的手下人当然知道这位顶头上司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赶忙凑上去说：“请以此金纳官人袖中，便烂也只烂了袖子。”这个贪官立即采纳部下的建议，赶忙将银子装进袖里，从此来者不拒，照收不误。（明·冰华生：《雪涛小书》）可见贪官是多么卑劣！
    而某些贪官的胃口之大，伸手之勤、远、宽，用疯狂二字，也不足以形容。
    据《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记载，此人“貌状温恭，与人语必嬉怡微笑”，亦即不笑不开口者；但对那些稍微对他有点抵触情绪的人，便动辄加以陷害，故当时人们说他“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这便是成语“笑里藏刀”的由来，李义府真是永臭不朽矣。但“李猫”也好，“笑中有刀”也好，李义府决非仅系猫态狼心、迫害政敌之笑面虎而已。更令人发指的是，他当上宰相后，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连其母、妻、诸子、女婿，无不卖官，“其门如市”“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200）呜呼，此“猫”，此“刀”，又何其毒也！ 现代国人对日寇的“三光”政策记忆犹新。但谁能想到，我国古人中竟有人实行过四光政策；不过，当时叫“四尽”。此人就是梁武帝时历任南谯、盱眙、竟陵太守的大贪官鱼弘。他常常得意忘形地对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麞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他娶了一百多个小老婆，“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梁书》卷28鱼弘传）。
    不过，这些贪官比起封建社会后期权倾朝野的大贪官--如明朝的刘瑾、严嵩、魏忠贤，清朝的和珅来，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刘瑾被称为“立的皇帝”（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3）， 简直有与坐的皇帝正德爷并驾齐驱之势，其权力之大，可想而知。百官见他即不觉下跪，甚至有个叫邵二泉的无锡人，和同官某因公事往见刘瑾，刘瑾怒斥此人时，邵二泉竟吓得两腿发软，站立不住，尿都吓出来了。（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史四》）对于贪官来说，权力与贪贿是成正比的。权力越大，贪得越多。刘瑾垮台后，所抄家产的数字，据明代高岱《鸿猷录》记载，计：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八百两；银元宝五百锭又一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宝石两斗；金甲二；金钩三千；金银汤鼎五百；蟒衣四百七袭；玉带四千一百六十束；等等。这不能不是个惊人的数字！但是，倘若您读一读《天水冰山录》--也就是嘉靖时的权相严嵩倒台后的抄家物资清单，您就更会大吃一惊！其中黄金一万三千一百七十一两六钱五分，纯金器皿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零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金嵌珠宝器册共三百六十七件，重一千八百零二两七钱二分，更有价值连城的古今名画手卷册页达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真个令人眼花缭乱。至于明末恶名昭著的人称九千九百岁的大宦官魏忠贤，被崇祯皇帝扳倒后的抄家数字，因为崇祯皇帝未予公布，至令仍是个谜。但是，据《明史·樊玉衡传》记载，时人估计“籍还太府，可裕九边数岁之饷”。又有人估计，刘瑾贪污所得，折成银子是五百万锭，而“忠贤赃七百万锭（清·褚人獲：《坚瓠集》·广集·“刘魏合辙”）！需要指出的是，明代俸银不多，用现代的口语说，是低工资。洪武中定内外文武官员俸饷时，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而宦官月俸米只有一石。以后大体成为定制，纵然有所增加，数量毕竟有限，他们的贪污所得，比起工资收入，不啻是个天文数字。至于和珅，野史传闻他被抄家的财物，达白银八亿两以上。这无疑是夸大了。据当代史家研究，和珅除了珍藏的文物字画，难以估算，其他的财产，“当在一二千万两之谱。”（冯佐哲：《和珅评传》第301 页）这同样也是个惊人的数字，难怪当时有人说他“富可敌国”。
    清初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指出：“百官者虚名，而柄国者吏胥而已。”（《日知录》卷8“吏胥”）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官是蟹壳， 胥吏是蟹脚，没有蟹脚，岂能横行？吏治的好坏，不仅事关朝廷形象，甚至关系到王朝的兴亡。三国时东吴末年，吏治大坏，百姓怨声载道，恨不得吴政权立刻垮台。故晋军伐吴时，孙吴军迅速土崩瓦解。晋人葛洪在总结吴国灭亡的教训时说，“用者不贤，贤者不用”，“不开律令之篇卷，而窃大理之位；不识几案之所置，而处机要之职；不知五经之名目，而飨儒官之禄。”（《抱朴子·吴失篇》）呜呼，吴国的官也吏也，竟一塌糊涂到这种地步，吴国又岂能不呜呼哀哉！就连一脑袋糨糊的昏君孙皓在临降前，也哀叹“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三国志》卷48《吴书·孙皓传》）这是人心丧尽的必然结果。其实，早有史家指出，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秦王朝，是亡于“刀笔之吏”，以后历代王朝的灭亡，都与此痼疾有关。明代胥吏多而滥，顾炎武曾痛斥曰“养百万虎狼于民间”（《亭林文集》卷1 《郡县论八》）。有此百万虎狼在民间虎吼狼嗥、茹毛饮血，百姓在死亡线上的呻吟、呼号，可想而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