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史观是国内外史学理论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全球史观力图摒弃西方中心论的传统，把每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以及这些历史的每一方面都纳入到相互联系的 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进程当中，这对于促进历史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深化历 史研究和拓展人们的历史视野，当然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全球史观绝对不是史学研究 中的新教条，它仅仅是一种开放的研究指南，这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观点和研究方法 ，尚未定型和完善，它不过反映了历史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新趋势而已。虽然目前对其作 出全面评价还为时过早，但趁其在被教条化之前对它的某些方面及其暴露出来的负面影 响作出冷静观察，以防止出现新的偏差，则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我们谈谈有关历史中心论的问题。应当承认，全球史观的确是在反对历史中心论的大背景下兴起的。先是汤因比等人高举“文明形态史观”的旗帜叛离了欧洲中心论的阵营。随后，第三世界的史学家又以民族主义为武器对西方中心论发起了全面攻击。但是，用民族主义去反对欧洲中心论必然会导致新的中心论，因为民族主义史学并没有走出传统政治史的窠臼；只有当人们把视域由政治史转移到社会生活史的时候，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历史中心论的偏见--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法国年鉴学派在结束历史中心论统治中的关键性作用。传统的历史中心论之所以受到普遍的诟病，是因为它包含着三个声名狼藉的理论：其一是种族或民族优劣论；其二是历史发展的一元论；其三是王朝正统论。这三种理论串连起来就是：世界历史上存在着一个天生优等的民族，它主宰了其他民族的命运，它的政治扩张过程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中心，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就是该民族实现对全世界的统治。因此，要彻底摧毁这种历史中心论，就必须把民族优劣论、历史发展的一元论和王朝正统论一并摒除。可是，传统的历史中心论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世界历史在客观上不存在或根本不需要中心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确存在着某些中心，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以前，确实不存在什么世界文明的中心，但存在着区域文明的中心却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所理解的“中心”是与“边缘”相对而言的--有中心地区就有边缘地区。例如古代南亚的中心发展地区在北印度，而南印度和锡兰一带则成为边缘地区；古代西亚的中心在美索不达米亚，而远离该中心的伊朗高原和亚美尼亚一带就曾经是边缘地区。当然，由于历史是变动不居的，因此“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便具有了相对的意义，而且“中心”也在不断地扩大。例如在三国以前，江南地区还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边缘地区，而三国以后则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古代印度最初的文明中心只限于印度河流域一带，后来扩展到整个北印度；古希腊时期的文明中心在爱琴海，到了古罗马时期则拓展到整个地中海。全球史观不是不谈中心，它的重大特色之一就在于不仅仅重视对中心地区的研究，而且重视对边缘地区的研究，力求在中心与边缘之间寻找出某种内在联系，甚至企图在各不同的区域中心之间建立起某种可能的联系。在资本主义兴起以后，各区域间的联系才由偶然变为必然，由可能变为现实。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必须以全世界为舞台，但资本主义的故乡却无疑在西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总是沉湎于这样一种不切实际的论点，即认为假如没有西方人的侵略，东方各国也会自然地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可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们只须指出一个事实就够了：北美的资本主义不是由当地的土著居民创造出来的，而是由欧洲移民从欧洲输入的。历史事实无情地告诉我们：正是西方的资本主义，改变了非西方世界的分散和封闭状态，使之最终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整个生产和消费的体系当中，它们依据与西方联系的强弱，分别扮演着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边缘区或半边缘区的角色。因此，在近代，存在着一个以西方文明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然，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西方作为近代文明中心的地位已经在动摇，未来的世界可能会出现多中心的局面，这就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所能解答的问题了。
    另一方面，从研究者的研究角度看，也需要在主观上确立起某些假设的中心。人们在观察一个历史问题时，不得不选择一个适当的角度，也就是在问题的旁边设置一个可以随时度量这个问题的坐标，这个坐标无疑就处于研究者心目中的中心位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中心，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无法真正展开的。例如，当谈到奴隶制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奴隶制，他们常常拿这种原生形态的奴隶制去观照各种各样的次生的奴隶制；而当谈及封建制的时候，首先出现于脑际的，不是中世纪西欧的农奴制、庄园制和等级制，就是中国周朝的分封制（当然，日本人也许会首先想到幕府政治和庄园公领制），然后用这些先入为主的概念去衡量各种封建制的变种。由此看来，构建历史中心是与研究者个人内在的价值观和情感世界密切相关的。所谓历史研究不需要设定中心的说法不过是无法实现的神话。过分强调历史学科的科学性，把构成历史主体的人完全等同于无感情色彩的生物，这会断送历史自身的思想性，把历史变成枯燥无味的纯科学分支。《全球通史》一书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自称是站在月球上面看地球，他要求人们彻底摆脱一切地域的和民族的感情因素，以一个完全超脱的局外人的身份去对人类历史进行观察和研究，其用心可谓良苦，初衷固然不坏，但能否真正做到，则令人生疑。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虽然破除了以民族和国家为叙述中心的传统，却确立起了以文化和文明为中心的模式。可见，他们不是不要中心，而是要构建新的中心。即使是斯塔夫里阿诺斯和麦克尼尔，也没有真正抛弃历史中心论。例如，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叙述1500年以后的世界历史时，把西欧的扩张及其在全世界取得最终优势当作近代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这种编撰体系本身就是历史中心论的反映。关于历史研究中的感情因素问题，亦即主观上的历史中心问题，我想引用刘家和先生的一段话来表达我的个人感受：我们固然“要有一种冷静的客观态度，亦即一种平下心气而唯其真理是从的态度”，可是，我们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完全抛开感情因素，对于本国文化，我们“应该有感情，应该有一种理性无穷的感情。凭着这一种感情，我们对本国文化中优点的爱与对其中缺点的恶，应该是同样强烈的。所以，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应该爱其优点而恶其缺点。”（刘家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思考与建议》，载《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1期）
    全球史观的另一个重大特征是十分重视整体与局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该史观力图在表面看来是分散和孤立的历史事件或现象之间寻找某种内在联系，在实在无法找到这种联系时，也通过比较研究的途径，企求从中发现这些事件或现象之间的异同及发展变化规律，这必然大大地推动国际关系史、文化交流史和比较史学等分支领域研究的发展。因此，我国近年来中外关系史和中外历史比较等研究领域的拓展和繁荣决不是偶然的。就中外关系史而言，不少问题的研究已经得到了深化。例如，对于唐代中西交流繁盛的原因，过去多强调唐朝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和国势的强盛，吸引了大批的胡人胡商入唐经商和定居；而如今，人们则多从共时性和历史横向联系的角度，揭示出唐时大批胡人的入唐，更与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帝国的东扩所造成的中亚政治混乱和生存压力有关。又如，明代早期郑和的舰队之所以能够在南海和印度洋一带畅通无阻，过去均是单方面地从明代社会中寻找政治、经济、军事及造船航海技术等方面的原因；而今天，人们开始从世界整体性及普遍联系的视角来重新检视这一问题，结果发现在15世纪上半叶的印度洋实际上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海上霸权的真空：阿拉伯人的势力已彻底衰落，土耳其人正忙于中东事务，欧洲基督徒称霸的时代则尚未到来，这些均给明朝的海上活动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而就中外历史比较而言，研究的课题也有较大的拓展。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学者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和历史现象进行了集中探讨，其中包括：早期国家类型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先秦城市与希腊罗马城市问题，中西封建社会结构问题，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问题，各国现代化道路问题，等等。进入90年代以后，人们的视线开始向社会史方面转移，于是，中世纪和近代中西婚姻、家庭与性问题成为我国比较史学中的一个新热点，这表明全球史观的强烈影响。此外，人们的历史认识和历史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先爱走极端的文化优劣论逐渐被一种更加理性的历史主义所取代，历史比较中的价值判断也开始让位于较为客观的功能判断。
    然而，历史现象之间是否存在内在联系，是由历史事实本身所决定的，人们的主观努力只能发现和认识这种事实，而不能人为改变这种事实。现在的问题是，历史联系有被滥用之虞。例如，在有关中国人首先发现美洲的时髦观点当中，就包含着非理性的爱国热情及商业炒作的因素。我并不反对在美洲印第安文化与先秦中国文化之间进行比较，但如果硬要把某种人造的历史联系强加到这两种文化之中，则是极不合适的。早在20世 纪90年代初，就有人宣布东晋和尚法显所到达过的“耶婆提”不是爪哇而是美洲；近年 又有人根据几幅地图便断言郑和的舰队也曾经到过美洲。有的人则像科幻小说家一样， 干脆从当代的现象中获取历史的灵感，给今天流行的事物贴上历史的标签。例如当谈到 对外开放时，就把中国的开放史追溯到秦汉时代；在谈到信息革命时，则从先秦时期找 源头。这些做法的致命弱点就是人为地创造出一种虚构的历史联系，或无限夸大可能存 在的历史联系，在没有直接证据出现的情况下信口开河。有些人虽然并没有人为地创造 历史联系，却在有意或无意当中破坏和改变业已存在的历史联系。例如近年有人提出： 中国的某些外文译名如Macao和China等，均带有侮辱性和殖民主义的色彩，应当按汉语 拼音改成Aomen和Zhongguo。这种主张与重修圆明园的主张如出一辙，其爱国的动机固 然可贵，其客观效果却大可怀疑：历史上的耻辱和不愉快的记忆，难道通过改名或重建 就可以轻易抹掉吗？
    对历史联系的滥用，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把两件毫不相干的事情硬扯在一起。有人把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进行了比较，比较之后则高兴无比，因为他发现中国的人文主义比西方的人文主义早了近2000年。我认为这种兴奋的情感是多余的。中国的“人文”与西方的“人文”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起源，《易·贲》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可见中国传统的“人文”是相对于“天文”而言的，我们通常把这种“人文”理解为人类社会这样一个集体，而把“天文”理解为自然界；而西方的“人文”（humanism）则是相对于中世纪的神学和宗教集体主义社会而言的，因此它侧重于强调个体的作用和个性解放。总而言之，中国的“人文”和西方的“人文”本来就是两个不同质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如同中国的唐装与西方的西服，虽可以较其长短优劣，却无法找出其内在的历史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