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历史观自上个世纪50年代在英国萌生以来，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在近20年尤其如此。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时，“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被列为会议的三大主题之一。来自70多个国家的1800余名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即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全球史观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而且这种关注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和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建设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格外引人注目。大约4年前，笔者曾撰文讨论这个问题。[1]此后期间，无论是包括“经济全球化”在内的世界历史进程，还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以及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在不长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样，在新的形势下，促使人们不能不对“全球史观和中国历史科学”所面临的新问题，进行新的思考。本文即是思考中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多是一得之见，不妥之处，敬请学界诸同仁和各界读者指正。
    一
    全球史观的基本理论特征之一，是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英国史学家G·巴勒克拉夫在其论文集《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史学》（1955年）中，最先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又在《当代史导论》（1967年）、《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年）、《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1978年）等著述中对其作了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在西方史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因为他的理论阐释并不仅仅停留在历史的阐释上，同时也在西方历史学家的多种历史著 作中鲜明地体现出来。G·巴勒克拉夫强调：主要从西欧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已经不够了 ，因此西方史学需要“重新定向”，史学家应该“从欧洲和西方跳出，将视线投射到所 有的地区和时代”。[2]（P27）他清楚地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历史已经发生和 正在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不可避免地在历史学上的折射，所以他明确地提出，“ 今天历史学著作的本质特征就在于他的全球性”，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 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3]（P1、24 2）只有这样，才能抛弃西欧中心论的偏见，“公正地评价各个时代和世界各地区一切民 族的建树。”[4]（P13）G·巴勒克拉夫强调的历史研究的这种“全球性”，平心而论， 只不过是恢复了社会历史进程的本来面目，以及在此基础上强调历史研究从事实出发应 有的研究思路和价值取向。然而，在“欧洲中心论”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欧美史学界，不 仅在理论上提出与“欧洲中心”相悖的“全球性”，而且还将这一理论具体体现在研究 实践中，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不仅在西方，即使是在中国，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因为在中国史坛真正做到肃清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这个问题不解决，所谓理解或认识“全球史观”的积极内容，只能是一句空话。在中国，不仅旧有的“欧洲中心论”--主要表现在历史进程中“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没有肃清，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欧洲中心论”的另一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欧洲中心”也在开始显现。它主要表现为不加分析地、盲目地照抄照搬西方的史学理论，轻率地否认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主张指导思想多元化，放弃自己的话语权。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当代中国史学发展中，确实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意义的“欧洲中心论”，不去认真地认识、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站在“中国化”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去理解“全球史观”的现实意义的。
    中国历史学家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由来已久，远非自今日始。这种批判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逐渐建立、彰扬中国学者心目中的“全球史观”的过程。这就是说，“全球史观”这个概念在今天可能是个“新概念”，但其内容却并非如此，除去人们熟知的周谷城先生外，（注：例如，周谷城在其代表作《世界通史》中，不是因袭以西欧为中心，而是从整体出发研究全球的历史，提出了自己的世界历史体系。1961年， 他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先后发表《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迷惑人们的欧 洲中心论》，强调指出，“世界史，顾名思义，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 世界性”。强调“建立具有新观点新体系的世界史的时候已经到了”。（《周谷城史学 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44、151页））以已经故去的雷海宗先生为例，可 充分说明这一点。
    1928年3月，雷海宗先生写有《评汉译韦尔斯著<世界史纲>》，在《时事新报》上发表 。这可能是他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归国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书评中，他对 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这部著作是“专门发挥某种史观的书” ，而作者韦尔斯是“西洋著作界一个富有普通常识而缺乏任何高深专门知识的人，所以 在他的脑海中‘历史’一个名词就代表‘西洋史’，而他的历史观也就是他以西洋史为 根据所推演出来的一个历史观。”这样，韦尔斯在运用史料，进行历史叙述的时候，一 定要以“西洋历史”为根据，在“参考其他民族史籍的时候，不知不觉中，一定是只将 可以证明他的历史观的--至少不同他历史观相悖的--事迹引用；其他的事迹若也引 用，岂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5]（P613-614）雷海宗教授还以15-16世纪“地理大 发现”为例，对“欧洲中心论”进行批判。他说：“地理大发现”一词，是欧美资产阶 级历史学者的一个惯用名词，后来在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的大部世界也不假思索地予 以援用，……“发现”一词乃欧洲立场的名词，其中含有浓厚的侵略及轻蔑的意味，把 欧洲以外的地方看为发现、开发、剥削的对象。……至于中国，当然也是被“发现”的 对象，过去西欧人虽知中国，但始终不够明确，进入16世纪，才真正“发现”了中国。 雷先生认为：无论是何种社会，人民都是历史的主人，所以在世界史上，即或是先进的 地区对于落后的地区，也不当用“发现”一类的词语。若用此类的词语，那就等于在世 界上的国家及人民间，定出宾主之分，有的居主位，是“发现者”，有的居宾位，是“ 被发现者”，在未“被发现”前，等于不存在。因此雷先生建议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 新航路的发现”或“新航路的开辟”，而不用“地理大发现”。[6]半个世纪过去了， 雷先生当年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现实的意义。
    雷海宗教授还以“上古时的中国”为例，具体阐述了历史研究中“中国与世界”的辨证观点：“我们在学习世界历史的过程中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要注意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和彼此间的相互影响；第二要注意中国对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同时，我们中国人学习世界历史，则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这样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纠正过去把‘世界史’看成是‘西洋史’的错误看法。”[7]（P578）这就是说，中国人的世界历史研究，从内容上讲应该是“世界”的，而且这个“世界”，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而从研究的立场、观点，即文中所说的看世界的“角度”，则必须是中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必须要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世界”。因此，中国的 世界历史研究，只能是中华民族的世界历史研究，而不是食洋不化，不加选择地重复外 国人的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史研究和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脉搏始终一起跳动，回答中国现实社会生活发展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实际危险。“救亡图存”、“求强求富”，成为中国世界史研究产生和发展的动因。1949年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是和建 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借鉴外国 的历史经验。“改革开放的中国”这个大环境，为我国世界史研究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历 史机遇。时代的呼唤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得到迅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