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世界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却存在着人为割裂的现象，强化了它们表面的差异，忽略了它们之间内在的共性。近代中国世界史研究从其萌生时起，就存在着脱离中国传统史学的倾向。这在当时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借助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批判中国传统史学中的糟粕，但是，如果走向极端，则会全盘否定中国传统史学。这样，一方面不能主动地汲取中国传统史学的有益内容来丰富、完善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方面，不能从中国史学的传统和实际出发，科学地认识和分析西方史学理论中的精华和糟粕，使一些人盲目地、不加分析地将自己的研究纳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框架之中。这种盲目性来源于这些研究者历史思维、历史认识中的一个误区：似乎中国传统史学对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没有任何价值，它们之间没有任何联系，要进行世界史研究，只能借助于外国史学的理论与方法。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真正动力，在于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因此，要独立地对世界历史进行认识和思考，就不能试图在别人的概念体系中完整地阐释自己的观点。不能离开了别人的命名系统就寸步难行。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讨论这些问题尤其重要。我们不是去适应强势文化国家的全球化模式，以及这一模式在史学领域中所体现出的种种规范；也不是去抵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拒绝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中的积极内容；而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自觉地建构有中国风格和特点的新的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和话语系统。我们首先应该实现当代中国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目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全球史观”，并汲取其有益内容，为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
    全球史观和“经济全球化”，有着直接的联系。不可否认，没有“经济全球化”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全球史观不会在国内外产生如此大的影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一个没有歧意、人人都在同一理念中普遍接受的概念，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因此，我们有必要明确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进程，是在现代高科技的条件下经济社会化和国际化的历史新阶段，……今天，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强劲的时代潮流。”但是，“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宁静的伊甸园，有时会带来风暴和灾难。……经济无国界化使主权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空前巨大的压力，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更应引起注意。”[8]这和西方政治家所鼓吹的“全球化意识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从长远、从整体上看，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却存在着对全球化的抵抗，反对全球化的运动始终没有停止。例 如，2001年和2002年7月，在意大利热那亚先后发生大规模的反对全球化的抗议活动；2 002年9月，美国华盛顿有2000余人举行反对全球化的集会，600余人被捕。
    迄今为止，“全球化意识形态”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宽泛，作为一个概念很难用一句话，或几句话概括。人们对它的了解，更多地是和西方学者批判全球化的理论联系在一起。例如德国汉斯-彼得·马丁等著的《全球化的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1996年）；格拉德·博克斯贝格等著的《全球化的十大谎言》（1998年）；英国贾斯廷·罗森伯格著的《质疑全球化》（2000年）等。世纪之交，法国学者布迪厄的《遏止野火》问世，这是迄今为止对“全球化”进行最为严厉批判的著作之一。在作者看来，“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宣传的产物，正像“野火”一样在世界蔓延，势不可挡地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这部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全球化”口号本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人为宣传，而新自由主义是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全球化”是跨国公司摧毁各民族国家经济主权乃至政治主权，在经济上控制全球的战略口号。作者反复强调：“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一种有预谋、有组织实施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灌输工作”在人们心目中强加的信仰。[9]（P3）布迪厄在书中提出的各种观点虽然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一些西方大国在“全球化神话”下，大肆宣扬“全球化意识形态”，强行推行“美国的模式”，以剥夺、削弱民族国家的主权，却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我们讲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史观”时，注意分析“全球化”和“全球史观”等概念的内涵，注意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全球化意识形态”划清界限，是十分必要的。 十余年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曾指出要警惕“全球化”正在变成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现在，这已经成为事实。不难看出，当年他们谈论这个问题时，也并非是空穴来风 。那么，如何正确地认识“全球化”呢？当我们认真研读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所 阐释的内容时，相信会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虽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并不等于 “全球化”理论，但却是认识、分析或评价“全球化”以及“全球史观”的重要理论武 器。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世界历史概念并逐渐形成了自成系统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的历史视野中，历史有两个层次：一个是民族的历史；另一个 是世界性的历史。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与交往的发展，“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 在这个发展进程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 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也就在愈 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10]（P51）显然，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不存在“ 世界历史”。马克思笔下的“世界历史”是相对于“民族历史”而言。生产力的发展， 使各个民族之间开始有了交往，后来变成了经常性的交往，从而有可能在世界的范围内 创造着历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 界史的历史是结果。”[11]（P48）马克思主义学说，正是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了世 界历史时代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看来，世界历史分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 和共产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从我们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出发理解和运用“全球史观”的理论基础。不能正确理解“世界历史”是怎样形成和发展的，也就无法从唯物史观的立场出发去理解什么是科学的“全球史观”。在探究马 克思所揭示的“民族的历史”如何走向“世界的历史”的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深入理 解“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著名命题的理论意义，而且有助于具体地理解各民族 在各经济形态中的相互影响，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独特的、不可替代的 作用。尽管历史矛盾运动的世界性并不等于各民族国家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但是，这些 “特殊性”已截然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各个民族或国家的特殊性，而是“世界历史时 代”的“特殊性”，这些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已不再是孤立的历史，而是在世界历史时代 民族或国家的历史。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理解“全球史观”，即在历史认识中，尽管 历史认识客体可能是个别的民族或国家，但认识主体始终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要有 全球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