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观，不仅继承、发扬了中国历史上优良的民族思想，又吸收了世界上的进步观点并加以发展，代表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最高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前瞻性。第一，他在辛亥革命发动时期，明确区分了单纯排满和建立民主国家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和奋斗目标，提出了推翻满洲当权者、平等对待一般满族成员的根本原则。第二，他吸收并运用了近代西方的国家观点，区分了国体与政体的不同。国家为各民族大众所共同拥有，革命前因受专制政权的压迫，民众对此不能充分认识，而革命胜利以后，就应该大力促进民众的觉悟，作国家的主人。政体则随时代而演变、更替，清朝专制政权因压迫、残害人民，而受到民众的反对和唾弃，民众要求建立起符合世界潮流和保证国家前进的民主政治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第三，他为全国各民族的团结和历史文化认同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武昌首义成功，数月之内十几行省纷纷响应，充分证明了全中国各民族具有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民国建立，消除了以往造成民族间的矛盾和隔阂的消极因素，各民族永远和睦相处，永无纷争，共赴国家之事，为今后国家强盛和人民幸福提供了根本的保障。这些观点为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指明了鼓舞人心的美好前景。
    总之，孙中山的“民族统一”思想，是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重要成果，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三、构建学说体系：梁启超的民族观
    梁启超是在学理上为近代民族观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在哲学上，梁启超原本信奉中国本土的朴素进化观--公羊学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新学理、新知识感觉极敏锐的他，接受了西方近代进化论学说，并运用到学术研究中去。梁启超对民族问题的关注，突出地显示了他的理论创新精神。公羊学说强调以文明程度，而不以血缘、种族区分民族的先进与落后，强调“太平世”将实现“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平等局面，彻底消除民族间的矛盾和压迫。梁启超深受这种文化思想的熏染，在民族观上不狭隘、不保守，具有发展和进步的眼光，充分关注历史上的民族交流、融合以及各民族共同为中国文明作出贡献的史实，珍视付出种种代价之后各民族所取得的共同进步成果，相信各民族的团结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他在1902年揭起“新史学”大旗之前后，即对民族观多有涉及，此后，他又写成《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等文，其民族观体系初步建立。
    早在戊戌维新时期，梁启超就主张君主立宪。 1903年时，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问题上与革命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迅速覆亡，这似乎证明了其政治路线的破产。但他在批判封建专制、倡导思想启蒙、开拓近代学术文化领域等方面，却大有建树。他对近代民族观的贡献主要有下列三项。
    第一，首次对“民族”的涵义给以符合近代科学的界定。梁启超认为“民族”不同于“种族”，种族是人种学研究的对象，一种族可析为多个民族，相反，一民族可包含多个种族。“民族”又不同于国民，国民为政治学、法律学研究概念，“一国民可包含两个以上之民族，例如今中华国民，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8]（P1）。
    梁氏认为，界定和识别何种人群为同一民族最主要的条件是“民族意识”。“血缘、语言、信仰，皆为民族成立之有力条件，然断不能以此三者之分野，迳指为民族之分野。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8]（P1）何为民族意识？梁氏举出例证，从当时看，“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中国人’之一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之一员了”[8]（P1-2）。从历史上看，“《史记·楚世家》两载楚人之言曰：‘我蛮夷也。’（一为西周时楚子熊渠之言，一为春秋初楚武王之言）此即湖北人当春秋初期尚未加入中华民族之表示。及战国时，天下冠带之国七，而楚与居一焉，则其时楚人皆中华民族之一员也”[8]（P2）。那么，民族意识是如何形成的？梁氏认为，这是由最初有血缘关系的人群，在同一环境长期共同生活、互相交往，借助语言、文字等相互影响，经过漫长的历史年代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举要言之，则‘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人（民族愈扩大，则血缘的条件效力愈减杀），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戟、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富，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系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此即民族意识之所由成立也。”[8]（P2）关于中华民族的来源，针对当时一些外国学者提出的“外来说”，梁氏也提出了批评：“若摭拾文化一二相同之点攀引渊源，则人类本能不甚相远，部分的暗合，何足为奇。”[8]（P3）梁氏赖以界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观点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经过学术界近百年的反复探讨和争鸣，已成为共识。
    第二，以大量确凿的证据，展现了中华民族“多元结合”、“诸夏一体”，历经数千年而形成人口众多、特性稳固的民族共同体的史实。这标志着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认同在认识上产生了飞跃。梁氏所论，思想深刻，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理论问题。
    1.旧史所言唐、虞、夏、商、周皆出自黄帝，由同一祖宗血胤衍生，是非科学的观点，应予否定。中华民族乃“多元结合”而来。
    梁氏秉持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提出质疑：“中华民族，由一祖宗血胤衍生耶？抑自始即为多元的结合？”[8]（P3）他认为，古代典籍上的许多记载，与各族同出黄帝的说法不符。《史记·三代世表》所记帝舜、帝禹、成汤、周文王等的世次有矛盾；《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的诗句，这是对商、周族出自黄帝、帝喾的否定。“使二代果为帝喾之胤，诗人何至数典而忘，乃反侈陈种种神秘以启后世‘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怪论。故知古帝王之所自出，实无从考其渊源”[8]（P3-4）。再则，梁氏认为古代华夏族惯于自称“诸夏”，以示区别于夷狄。“诸夏之名立，即民族意识自觉之表征。‘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8]（P4）古代民族以“夏”命名，起于大禹时代，应与大禹治水建立了功勋而受到拥戴有关。“自兹以往，‘诸夏一体’的观念，渐深入于人人之意识中， （三代同祖黄帝等神话皆从此观念演出）遂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8]（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