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民族观的具体运用：梁启超的民族文化史学
    梁启超不仅在民族观上达到了时代的高度，而且还将此种进步的理论和深厚的民族文化精神运用、贯彻到具体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中，精见迭出，益人神智。《春秋载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和《情圣杜甫》等即是其中荦荦大者。
    《春秋载记》是梁启超撰写的享誉学林的历史名著。其总论部分为全篇的纲领，指出春秋时期中国境内的民族大融合是推动春秋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春秋社会是中国从古代民族复杂、小部落众多状况走向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必经阶段，在中国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论云：中国先民很早就形成了民族统一的意识，“曰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其粗迹之表见于政论者，则曰大一统。繁古以来，明王哲士经世之业，皆向此鹄而迈进者也。……我国所以能岿然独立而与天地长久盖恃此也。而其酵酿之而字育之者，实在春秋之世。春秋分立百数十国，其强盛者尚十数，日寻干戈，二百余年，宜若与大一统之义绝相反也。殊不知非经此阶段，则后此一统之象决无自而成”[12]（P1-2）。梁氏认为，春秋时期历史的进化有两个阶段。上古时代部落小邦林立，“周初封建以本族文化为根干而条布之于四方，然周所建国校诸固有之部落曾不能什之一也。……经数百年以逮春秋，则旧部落陵夷略尽，惟余十数文化较盛之国，相与竞雄长，遂为霸政之局”[12]（P2）。至春秋前期，齐楚晋秦鲁宋卫郑各国，已经形成了本国的特性。这是历史进化的第一阶段。其后，“霸政既起，朝聘会盟征伐无虚岁，其劳费诚为各国所共患苦，然而交通之利坐是大开。……霸政全盛之代，尤以仗义执言摧暴扶微为职志，各国不敢恣相侵伐，民愈得休养生息，以孳殖其文物。而以并立竞存之故，各国恒争自濯磨不敢暇豫，惧一衰落而无以自全也。于是前此业已成熟之特性，益发扬充实；而以交际频繁之故，彼此之特性日相互有所感受，徐徐蒸变化合而不自知。于是在各种特性基础上，别构成一种通性。此即中国之国民性，传二千年颠扑不破者也，而其大成，实在春秋之季。”[12]（P3）这是春秋史进化的第二阶段。春秋时期一向被视为礼坏乐崩、列国纷争、民不聊生的衰败时期，梁启超却从民族大融合和走向全国统一之必经阶段的视角重新予以审视，揭示出春秋史进程的实质，高度评价了春秋史对于中华民族发达史的重要意义。这不仅与旧史家笔下的记述相去天壤，而且与同时代的史家相比也是光彩焕发、独一无二的。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评价此篇与《战国载记》说，如“以质不以量言，若吉朋、麦可来、格林、威尔斯辈，皆瞠乎后矣”[13]（P195）。
    梁氏撰成的多部学术文化史名作，揭示了民族大融合推动学术发展达到高潮、造就傲视百代的杰出人物的规律，体现了其民族观的精神内涵，其议论别开生面，使人耳目一新。《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指出，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学术思想勃兴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北方华夏族文化与南方楚文化互相交汇激荡的结果。因地理环境的影响，北方民族学术思想以“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崇古之念重，保守之情深，排外之力强；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14]（P18）为特点。南方民族则以“常达现于世界之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14]（P18）为特点。至春秋末年，由于交通频繁，南北两大系统文化密切交融吸收，互相影响推动，因而造成中华文化的“全盛时代”[14]（P11）。与此密切相联系的是，在《屈原研究》这篇著名讲演中，梁氏对屈原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作了如实的评价。以他独到的“我们这华夏民族，每经一次同化作用之后，文学界必放异彩”的观点来考察，认为：“楚国当春秋初年，纯是一种蛮夷，春秋中叶以后，才渐渐的同化为‘诸夏’。屈原生在同化完成后约二百五十年，那时候的楚国人，可以说是中华民族里头刚刚长成的新分子，好像社会中才成年的新青年。从前楚国人，本来是最信巫鬼的民族，很含些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像小孩子喜欢幻构的童话。到了与中原旧民族之现实的伦理的文化相接触，自然会发生出新东西来，这种新东西之体现者，便是文学。楚国在当时文化史上之地位既已如此，至于屈原呢，他是一位贵族，对于当时新输入之中原文化，自然是充分领会。他又曾经出使齐国，那时正当‘稷下先生’数万人（按，应作‘数百千人’）日日高谈宇宙原理的时候，他受的影响当然不少。他又是有怪脾气的人，常常和社会反抗，后来放逐到南荒，在那种变化诡异的山水里头，过他的幽独生活。特别的自然界和特别的精神作用相击发，自然会产生特别的文学了。”[15]（P52- P53）梁氏对屈原杰出文学成就的背景分析，为文化史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也为他论述周末南北民族大融合造成学术文化全盛期的精湛见解，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案例。
    公元4至6世纪，是中国史上的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旧史家一向视之为分裂、战乱、倒退的黑暗时代，梁启超却从民族大融合的视角，论证这一时期虽然由于割据战争和破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却由于诸多民族大规模的交流、融合，为后来隋唐时代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条件。《情圣杜甫》一文对此作了十分精采的论证：“两晋六朝几百年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混成时代。中原被异族侵入，掺杂许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则因中原旧家次第迁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当时文艺上南北派的痕迹显然，北派直率悲壮，南派整齐柔婉，在古乐府里头，最可以看出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经过完成了，政治上统一，影响及于文艺，自然会把两派特性合冶一炉，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时代。盛唐正是成熟时代，内中玄宗开元间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国艺术史上黄金时代。到天宝之乱，黄金忽变为黑灰，时事变迁之剧，未有其比。当时蕴蓄深厚的文学界，受了这种激刺，益发波澜壮阔，杜工部正是这个时代的骄儿。”[16]（P38）梁氏称誉杜甫是情圣，是因为“他的情感的内容，是极丰富的，极真实的，极深刻的。他表情的方法又极熟练，能鞭辟到最深处，能将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样子，能像电气一般一振一荡的打到别人的心弦上。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16]（P38）。杜甫诗歌中如此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正是此前几百年间民族大融合所形成的伟大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生动体现。
    梁启超关于民族问题的研究贯穿着崇高的爱国精神。他对民族问题的思考，对民族历史的研究，目的是使当时的中国人都能明了中华民族何以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民族，是要用这一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教育和激励人民，促进多民族统一的复兴和发展。他反复强调：“我族以环境种种关系，能合而不析”，“大抵每经一度之化合，则文化内容必增丰一度。我族亦循此公例，四五千年，日日在化合扩大之途中，故精力所耗虽甚多，然根柢亦因之加厚” [8]（P8），中华民族子孙的共同任务，就是推进“此已成民族之向上之发展”[8]（P34）。梁启超的民族观是历史文化认同这个中国文明的古老主题在新时代民族思想领域焕发青春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