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自古代以来各族的融合是历史的必然趋势，作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汉族，之所以发展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正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同各族融合而成的混合体。
    根据当时的科学认识水平，梁氏将中国境内区分为六个民族，即中华族（指汉族）、蒙古族、突厥族 （指新疆各族）、东胡族、氐羌族、蛮越族。他特别强调，中华族（即汉族）之所以在历史上有伟大的联合力、创造力，枝叶繁茂、生命力特强，是因为几千年来融合了无数古代民族而成，“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1]（P6）。
    梁氏将古代民族分为八组：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氐羌组、群狄组、群貊组，认为，经过长期发展，荆吴组、东夷组、百越组之全部，苗蛮组、氐羌组、群狄组之大部，已完全融合到汉族之中。
    在分析史实的基础上，梁启超又对中华民族几千年融合演进的历史趋势作了总结，说：“曰‘诸夏’，曰‘夷狄’，为我族自命与命他之两主要名词。然此两名词所函之概念，随时变迁。甲时代所谓夷狄者，乙时代已全部或一部编入诸夏之范围；而同时复有新接触之夷狄发现。如是递续编入，递续接触，而今日硕大无朋之中华民族，遂得以成立。”[8] （P8）这个看法颇有辩证意义。
    3.总结出“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的规律，精当地概括了历史上文化落后的少数族以征服者身份进入中原之后反而被文化先进的汉族所同化的民族融合模式。其中，以鲜卑族和满族为典型个案。
    鲜卑拓跋部建立北魏，与南朝对峙几三百年。“孝文迁洛（太和十八年，公元494年）以还，用夏变夷，殆底全绩，就中改鲜卑姓为汉姓，尤属促进民族混合之大政策”，“盖自魏之中叶，鲜卑的民族意识早已澌灭，纯然自觉为中国人矣。宇文之兴，与慕容相先后，中间经衰落，卒乃承魏之敝，建北周朝。然其官制及公牍，乃悉拟三代，其沉醉华风可想。自余若乞伏秃发号为‘河西鲜卑’，皆五胡时据有凉土，逐渐同化。盖中世诸夏民族之化合，鲜卑人实新加入诸成分中之最重要者也。”[8]（P25）明朝衰败，满族崛起东北，“当其初期，创制满洲文字，严禁满汉通婚，其他种种设施，所以谋保持其民族性者良厚。然二百余年间，卒由政治上之征服者，变为文化上之被征服者。及其末叶，满洲人已无复能操满语者。其他习俗思想皆与汉人无异。”[8]（P27）此类“同化”之先，一般都有征服、压迫和杀戮的历史，这说明中华民族走向融合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对此，梁氏有着不同寻常的卓见：“由今观之，过去侵暴，已成陈迹，东胡民族，全部变为中华民族之成分，吾侪但感觉吾族扩大之足为庆幸云尔。”[8] （P27）
    4.梁氏还总结了历史上华夏族与其他族融合的途径。首先是“平等交际”，“如春秋时秦楚吴越诸国之同化于诸夏是”[8]（P32）。其次，因征服而融合者。这又可分为诸多具体方式：“我族征服他族，以政治力支配之感化之，使其逐渐同化，如对于氐羌苗蛮族屡次之改土归流是”；“用政治上势力，徙置我族于他族势力范围内，使我族同化力得优势向其地发展，如周代封齐于莱夷区域、封晋于赤狄区域，徙秦民万家于蜀，发谪戍五十万开五岭之类是”；“我族战胜他族，徙其民人居内地，使濡染我文明，渐次同化，如秦晋徙陆浑之戎于伊川，汉徙百越于江淮，汉魏徙氐羌于三辅，唐徙突厥于塞下之类是”[8]（P32）。
    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或同化的进程十分复杂，梁氏所论对于认清中华民族的演进大有裨益。
    第三，揭示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深层原因。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沿着“多元结合”、“诸夏一体”的途径，融合成为坚强稳固的世界第一大民族，其间遭受过无数挫折劫难，却能绵延不绝、衰而复振，这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值得当代中国人骄傲。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奇迹呢？梁启超这样回答这个问题：
    1.具有便利的地理条件。“我所宅者为大平原，一主干的文化系既已确立，则凡栖息此间者，被其影响，受其函盖，难以别成风气。”[8]（P33）
    2.共同的文字，成为凝聚各族的纽带。“我所用者为象形文字，诸族言语虽极复杂，然势不能不以此种文字为传达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条件之下，渐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8]（P33）
    3.共同的价值观和民族心理。自古代起，中国人便形成趋向统一、爱好和平、兼容并包、对于他族成员和文化尊重和接纳的价值观和民族心理，成为凝聚各族的精神动力：“我族夙以平天下为最高理想，非惟古代部落观念在所鄙夷，即近代国家观念亦甚淡泊。怀远之教胜，而排外之习少，故不以固有之民族自域，而欢迎新分子之加入。”[8]（P33）“我族爱和平，尊中庸，对于他族杂居者之习俗，恒表相当的尊重（所谓因其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坐是之故，能减杀他方之反抗运动。假以时日，同化自能奏效。”[8]（P33）
    4.各族的迁徙也促进了交流融合，边疆民族入主中原而被中原文化同化。
    总之，梁启超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的许多见解，至今仍有生命力，有的可视为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的滥觞；有的则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相吻合。费孝通论述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它（指中华民族）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9]（P1）“汉族在整个过程中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且在国家分裂时期也总是民族间进行杂居、混合和融化的时期，不断给汉族以新的血液而壮大起来”；“如果要寻找一个汉族凝聚力的来源，我认为汉族的农业经济是一个主要因素，看来任何一个游牧民族只要进入平原，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9]（P31）。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 [10]（P768）“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由于征服而面临的比较高的‘经济状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多半甚至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11] （P526-527）梁启超的某些观点与这些论述极为接近，有的甚至完全吻合。虽然由于时代和个人的局限，梁氏还不能对中华民族与汉族这两个概念作科学的区分，所叙各族关系也有不准确的地方，但总的看来，《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为近代民族理论作了意义重大的奠基工作，可视为中国近代民族观形成的标志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