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于它的认识 和讨论，涉及到如何看待社会存在的形式和历史运动的原因。
    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人们对“天命”、“天道”和“人事”、“人道”有很多言论 ，也有一些困惑和辩难，其总的趋势是向着轻天命、重人事的方向发展。这反映了人们 的历史观的进步。
    在中国史学发展上，一个史学家从历史撰述上把天人关系作为一个重大命题提出来， 并力图从历史事实中寻求答案，“破解”这一古老而神秘的问题，则始于西汉司马迁， 这就是他提出来的“究天人之际”的命题。按照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的方法，这涉及到论 天、论人、论势和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论天。殷和西周时期，“上帝”和“天”是指人格化的至上神，是那时人们 历史观念的核心，它在很长时期内占统治地位，并在当时的文献中有突出的反映。这种 观念在后世虽然还时隐时现地出现，但它已不能在历史观念上占据统治地位了。至晚从 春秋时期开始，人们对“天”的含义已逐渐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解释。这在史书中多有 反映。子产、单襄公等人所说的“天道”，尽管还没有完全否定“天命”的存在，但已 包含了自然天象的成分（见《左传·昭公十八年》、《国语·周语下》）。值得注意的是 ，孔子讲“天”，反映出人们对“天”的认识的矛盾性和过渡性。他一方面说“获罪于 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一方面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 天何言哉？”（《论语·公冶长》）可见，孔子关于“天”，是持谨慎态度的。孔子是现 存最早的史书《春秋》的作者，他对“天”的这种态度，在史学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
    春秋末年，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趋于丰富，《国语·越语下》记越国大夫范蠡的话 说：“夫国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倾，有节事。……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 与地。……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 ”这里所讲的，是治理国家要受到天时、人事和环境的影响。而统治者的高明就在“随 时以行”，即“守时”。反之，“天时不作”、“人事不起”则不可轻举妄动。从历史 观点来看，范蠡说的“天时”、“人事”、“随时”、“守时”都是很重要的观念，反 映出了关于天人关系中客观形势与主观判断的新认识。由此可见，当着人们对“天”不 断提出新的认识的时候，人们对天人关系的认识也不断发生变化，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观 念发展中最具有理论意义的思想成果。
    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除有历史的根源，也还有现实的原因。当时，董 仲舒是善言“天人之征，古今之道”（《汉书·董仲舒传》）的有影响的人物。他把天人 关系又拉回到古老而神秘的气氛中去了，并且赋予它以理论的形式。司马迁提出“究天 人之际”的问题，还有另一个现实的原因，即汉武帝所进行的大规模的封禅活动和祈求 神仙活动。这种皇帝和方士的结合，使西汉社会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在这种历史氛 围中，司马迁大胆地提出“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显示出了一位史学家的理论勇气。司 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从一个新的认识高度上对“天人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 。第一，是对“天道”的怀疑和否定。第二，是着力阐明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作用。 第三，是揭示“时势”与人的历史活动的关系。当然，司马迁还没有完全摆脱“天命” 的窠臼和“天人感应”说的影响，但这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的思想体系中，只是 很次要的部分；这同他以大量的史事和论述阐明人在历史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比较起来 ，那就更显得脆弱无力了。
    如同司马迁在历史撰述上提出“究天人之际”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一样，史学批评家刘 知几尖锐地批评史书中的天命思想，他认为，《汉书·五行志》和《宋书·五行志》在 这方面都存在许多谬说。他坚持“天道”“不复系乎人事”的论点，指出前代史书详载 灾异、祥瑞方面存在的“迂阔”和疑惑。
    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批评家柳宗元在论天方面有特殊贡献，从而把中国史学上人们 对于“天”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在《天说》一文中指出：天地、元气、阴阳都 是物质，是没有意志的，因而不具有赏功、罚祸的能力；功与祸只有通过人们自身去说 明，祈望和呼唤“天”来赏罚，给予人们以同情和爱护，那是再荒谬不过了。柳宗元在 《天对》中，对作为自然物的“天”自身生成和运动等问题，作了唯物的解释，从而比 较彻底地揭示了自古以来人们对于“天”的神秘和敬畏的认识误区，为在新的高度上重 新探讨“天人之际”问题开辟了正确认识的道路。他对于史书《国语》所作的系统的批 评即《非<国语>》在历史观念上的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作为自然的天地“自己”运 动的观点。柳宗元说：“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也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 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柳河东集 》卷四四）这就是说，自然界的运动、变化是出自其内在的原因，既不是为人们作打算 的，也不是为人们所安排的；自然界自身存在着相互排斥和相互吸引的现象，把这看做 是国家兴亡的征兆，是没有根据的。这样，柳宗元就不仅在对历史的认识中驱逐了“天 命”的影响，也在对自然的认识中驱逐了“天命”的影响。这是他在历史观和自然观的 发展上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