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史学家还有许多精辟论说。总之，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在关于“天”的 问题的探索上，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尽管他们还没有能够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科 学结论，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在不断地从神秘的“天命”羁绊中挣脱出来，一步一步地走 向真理的王国。这正是中国史学在“天人关系”上的理性主义传统的突出表现。
    （二）关于论人。自春秋时期开始，重人轻天的观念不断发展，《春秋》、《左传》、 《国语》、《战国策》等书，越来越突出地讲到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然而，一部史 书，不仅在观念上，而且在内容上和形式上，真正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所占有的主要 地位，则自《史记》开始。因此，司马迁所提出的“究天人之际”的问题的本质，归根 到底是要全面地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史记》以前的史书，或以记言为中心，或以 记事为中心，而《史记》则是以记人为中心的综合体史书。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司马迁在阐述这个问题时是从三个层面上来说明的：第一个层面，是记“王迹所兴” 而“著十二本纪”；第二个层面，是记“辅拂股肱之臣”而“作三十世家”；第三个层 面，是记“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的各阶层人物而“作七十列传”。 这样，司马迁就不仅在观念上而且也在具体的撰述上确立了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中心 位置。这是中国史学上人本主义传统确立的标志。
    --具体地描述出了以人事为发展线索的历史进程。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轩辕， 下至于兹”，写的是一部通史。从“十二本纪”来看，这一历史进程完全是由人事为发 展线索显示出来的。“十二本纪”的后论表明，司马迁是抛开了“天命”在写一部贯通 古今的人事的历史。这在历史观念上和历史撰述上，都是伟大的创举。
    --肯定了人在历史转折关头或重大事变中的作用。司马迁评价陈胜说：“陈胜虽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陈涉世家》）他赞扬刘敬的胆识，说 他“脱挽辂一说”，向刘邦献定都关中之策，乃“建万世之安”（《刘敬叔孙通列传》 后论）。他评价曹参说：“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 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后论）他论周勃说：“始为布衣时，鄙朴人 也，才能不过凡庸。及从高祖定天下，在将相位，诸吕欲作乱，勃匡国家难，复之乎正 。虽伊尹、周公，何以加哉！”（《绛侯周勃世家》后论）等等。可见他善于从历史转折 关头和重大事变中去发现起了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
    --认为人的智谋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司马迁评论苏秦说：“起闾阎，连 六国从（纵）亲，此其智有过人者。”（《苏秦列传》后论）他赞扬陈平在汉初“常出奇计 ，救纷纠之难，振国家之患”，后又在诸吕之乱中“定宗庙”，于是“以荣名终，称贤 相”，“非知谋孰能当此者乎？”（《陈丞相世家》后论）他比较晁错、主父偃在对待刘 氏诸王策略上的得失时指出：“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孝景本纪》后论）六国合 纵，平诸吕、定宗庙，削弱诸王，这些都是重大的决策，司马迁认为人的智谋是其成功 的重要因素。
    --注意到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讲到几篇普通 人的列传的撰述宗旨时，着意称赞他们的德行。他在《游侠列传》、《滑稽列传》、《 货殖列传》中，都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认识。可以认为，《史记》一书是历史之成为人的 历史、史学之成为史家对于历史的理性认识的标志。这一点，对中国后来的史学有重大 的影响，成为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的传统。历代正史在记述皇朝、皇位更迭时，有时也 会称说“天命”，但每一部正史，都毫无例外的是在写人的活动及其影响。至于制度史 ，是记述制度的沿革及其作用；编年史如《资治通鉴》，则是把“国家兴衰”、“生民 休戚”放在首位来表述；纪事本末体史书所突出的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人事”是其 关注的核心。凡此等等，都一再表明作为有意志的“天”的隐退，而是“人”和“事” 的凸现。
    （三）关于论“势”与“理”。中国古代史学家和思想家对于历史变动原因的认识，至 少是循着两条相关的线索逐步发展的。一条线索是“天命”与“人事”的关系，另一条 线索是“人意”与“时势”的关系。这两条线索在时间上很难截然分开来，有时甚至是 交互进行的；而当人们不断地从“天命”的羁绊下挣脱出来后，他们会更多地面临着“ 人意”与“时势”的困扰。举例来说，三国时魏人曹冏撰《六代论》，总结夏、殷、 周、秦、汉、魏六代历史经验教训，认为夏、殷、周三代“历世数十”，根本原因是得 益于分封制：“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 守之。”（《文选》卷五二）这里，曹冏明确地把分封制看做是“先王”早已认识到的 一种明智的做法。其后，西晋陆机撰《五等论》，论点与曹冏相似（《文选》卷五四） ，也是把所谓五等分封之制看做是“先王”之意。
    对于曹、陆二人的认识，后人有不同的评论。唐人颜师古、刘秩大致是赞同这种认识 的，而魏徵、李百药、杜佑、柳宗元是明确批评这种认识的。李百药和柳宗元分别写了 题为《封建论》的专文，进行辩难。他们的所谓“封建”，是指“封国士，建诸侯”即 分封制。李百药从历史进化的观点出发，批评曹、陆等“著述之家”在对待分封制上是 “多守常辙，莫不情忘今古，理蔽浇淳”（《全唐文》卷一四三）。柳宗元的《封建论》 有更浓厚的理论色彩。柳宗元从分封制的产生和沿袭去推究它产生的原因，从而涉及到 人类初始的一些问题。从本质上看，这涉及到国家起源和历史进程的物质动因。柳宗元 的《封建论》在史学上的贡献是，提出了“势”这一范畴作为“圣人之意”的对立面并 用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他从“生人”之初为着“自奉自卫”这个发展趋势，阐明“ 封建”产生是一个自然过程，“非圣人意也，势也”。他还以丰富的历史事实证明，郡 县制的实行，不仅有其必然性，也有其优越性（《柳河东集》卷三）。
    自司马迁以下，不少史家都讲到过“势”，但真正赋予“势”以历史观念之明确涵义 的，是柳宗元的《封建论》。柳宗元用“势”来说明历史变化的动因，对后人产生了理 论上的启示。宋人曾巩、范祖禹等和明清之际王夫之都各有阐发。曾巩撰《说势》一文 （《曾巩集》卷五一），其历史见解是折衷于“用秦法”与“用周制”之间。文中所说“ 力小而易使，势便而易治”的“势”，是指的一种综合的力及这种力与力之间的对比。 范祖禹引用《礼记·礼器》说的“礼，时为大，顺次之”的话，进而阐发道：“三代封 国，后世郡县，时也。”“古之法不可用于今，犹今之法不可用于古也。”（《唐鉴》 卷二）范祖禹说的“时”，义颇近于柳宗元说的“势”。明末清初，王夫之在评论历史 时也讲到“势”。他认为：“势因乎时，理因乎势，智者知此，非可一概以言成败也。 ”（《读通鉴论》卷一二愍帝之一）这就是说，一个有历史见识的人应当这样来看待历史 。
    从柳宗元到王夫之，是把“势”作为历史变化动因看待的，这是古代史家之历史观念 在理论上的重要贡献。而王夫之并不仅仅停留在这里。他自谓著《读通鉴论》，是“刻 志兢兢，求安于心，求顺于理，求适于用”（《读通鉴论》叙论三）。所谓“求顺于理” 的“理”，以及上面所说的“理因乎势”的“理”，是关于历史变化原因的另一个历史 理论范畴。在王夫之看来，“理”是事物变化之内在的法则或规律。他认为“理本非一 成可执之物，不可得而见也”，“只在势之必然处见理”（《读四书大全》卷九《孟子 ·离娄上》）。“势”之必然之为“势”者，便是“理”；“理”与“势”是一致的。 从王夫之所解释的“势”同“理”的关系来看，“势”是“理”的形式，“理”是“势 ”的本质。他以此来认识历史，来评论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是认识历史和评论史学之 理论与方法的新发展。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在“天人关系”这一领域的发展趋势是：从“天命”决 定人事，到“天命”与人事各不相干，再到对“天命”的唾弃和对“人事”的推重；从 人屈从于“天”，到人的作用的被发现，再到人在历史运动中的主要地位的被肯定；从 探讨“势”与“时”在历史运动中的意义，到揭示“势”与“时”中的“理”的存在等 ，可以说是在逐渐走向真理性认识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