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上了年纪的老人”就是第一、第二代学者，例如，陈寅恪、岑仲勉、吕思 勉等。这些人基本上拒绝在形式上接受新的意识的形态。岑仲勉《隋唐史》的“编撰前 言”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话，云：“郭沫若先生曾言，写语体比写文言字数要增三分之一 。现在讲义油印，字体已缩至小无可小，加以纸张、页数之限制，为适应本校经济状况 ，自不得不采用文言。”[2]岑仲勉引郭沫若是为了给自己用文言写讲义找根据，与唐 长孺引用郭沫若完全不同。“上了年纪的老人”中，还有吕思勉，他写的《隋唐五代史 》等断代史也是文言文。陈寅恪的学术风格虽然与他们很不同，但是，从论文格式和文 字风格来说，也是“古文”味道很浓的那种。
    相反，在唐子孺先生那本充满真知灼见、以实证研究的功力见长的论文集里，是比较 注意引用经典作家的作品的。例如《魏晋杂胡考》就引用了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与列宁 主义》、《论马克思主义在语言学中的问题》两篇文献。目的是清洗旧的商标，而事实 上这一段话在整个文章格局里倒显得是在贴一个新的商标。杨志玖先生（1915-2002）与 唐长孺先生（1911-1992）基本上是同辈人，也应该有同样的感受和处境。
    杨志玖先生的《隋唐五代史纲要》也学习引据经典作家的语录，留下了50年代旧社会 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历史研究中学习接受历史唯物史观的真实痕迹。第一处，即第50页在 分析唐代工商业繁荣的时候，引用马克思的话：“工艺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 然之能动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第二处，即在第115页论及黄巢起 义的失败及黄巢是否投降时引用斯大林的话“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并且指出恩格斯 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提到农民在革命中时常与敌人妥协。还有一处，即第150-1页谈 到阿保机的家庭出身时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时说，阿保机的家庭 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显贵家庭”。这三处对于经典作家的引用，有些是涉及到重大理 论问题，必须用唯物史观才能予以解释的。比如，第一处的引用，旨在说明唐代手工业 行会领域废除了奴隶制生产方式，所以，生产获得进步。第二处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失败 的原因和投降的原因是因为有皇权主义思想。这都是重大的理论问题，非引用经典作家 的论述，不足以说明白的。而第三处引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来说 明阿保机是显贵家庭，就显得不是很有必要了。可是在那个时代也许是很有必要的。
    四
    从梁启超、王国维算起，新史学发展到唐长孺、杨志玖这一代已经是第三代了。梁启 超大声疾呼“新史学”，王国维身体力行开辟“新史学”，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 家的开山祖师，属于第一代人。（注：陈寅恪虽然比他们年纪小一轮，但是，并没有师 承关系，以在清华研究院的同事经历来讲，也属于同辈人。）杨志玖的老师汤用彤、向 达、姚崇吾属于第二代，他们直接或者间接受教于清华、北大。郭沫若、范文澜属于另 外一个意义上的第一代史学家，即第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像杨志玖先生这样一代人 实际上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和夹击。一方面他们要与“四书五经”的基础教育和“经史 子集”的学术体系告别。另一方面他们要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接受新的意识形 态方面，他们比那些“上了年纪”的第一、二代学者（比如陈寅恪就从来不引用马克思） ，更容易接受些。所以，其中许多人参与了解放后“五朵金花”的讨论。但是，比起他 们的学生辈（如漆侠、胡如雷等）又逊色很多。但是，在旧史功底上，一般而言则是逊于 老者而高于少者。他们是“中间派”。可是，不管如何德高望重，新中国时期中国史学 界的主体力量不是陈寅恪、吕思勉。而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在50时代还不老不少的“中间 派”。他们虽然不像郭、范、翦那么显赫，但是，他们在民间尤其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更 有号召力。因为他们是“老先生”，有旧学功底。他们的过去的治学风格可以作为对抗 教条主义和影射史学的一种力量。在所谓新时期，这些真正已成为老先生的一代人，担 负起了为复兴中国学术培养研究生的任务。他们重新操持的不是文革前50-60年代的旧 业，而是解放前的旧业。比如杨志玖先生研究元史和马可波罗，周一良先生研究魏晋南 北朝史等。可是这样说，深入考察这一代人学术路径的变奏，也许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 中国近百年来学术发展的曲折历程。
    原文参考文献：
    [1]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A].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2]岑仲勉。隋唐史[M].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