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不开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在中外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优劣，不仅直接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且对社会文明的昌盛与衰亡产生了巨大影响。从历史的发展中考察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的关系，一方面有助于认识人类文明演进的轨迹，另一方面可以为当代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一、生态环境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
    在人类社会中，地貌、水利、风俗、气候等生态环境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古今中外的学者对这个问题具有不同程度的理论认识，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史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开始关注和阐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西汉史家司马迁明确提出以生态环境划分经济区域和生产部类的观点：“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史记·货殖列传》）深刻地揭示出生态环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东汉史家班固撰《汉书。地理志》，于篇末详载地理形势、生产环境、风俗习尚等内容，后代史家赞誉说：“《汉书·地理志》记天下郡县本末，及山川奇异，风俗所由，至矣。”（《后汉书·郡国志一》）明代学者徐光启引俞汝为《荒政要览》说：“水利之在天下，犹人之血气然，一息之不通，则四体非复为有矣。”（《农政全书·水利·总论》）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水利事业和社会政治体制之间的密切联系。
    西方近代学者对于生态环境与文明进程关系的认识，更加具有系统性和理论色彩。孟德斯鸠认为，不同的土壤和地貌环境会直接影响到不同国家的政体和法律形式。他说：“一个国家土地优良就自然地产生依赖性。乡村的人是人民的主要部分；他们不很关心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忙，只是注意他们自己的私事……因此，土地肥沃的国家常常是‘单人统治的政体’，土地不太肥沃的国家常常是‘数人统治的政体’；这有时就补救了天然的缺陷。”孟德斯鸠把山地、平原、近海三种生态环境与社会政体联系起来，得出“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的结论。其理由是因为生态环境不同，造成居民在追求自由的精神和捍卫自由的能力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他指出：“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土地所不给予的东西，他们不得不以人力去获取。土地膏腴，使人因生活宽裕而柔弱、怠惰、贪生怕死。”并且进一步举例说：“波斯、土耳其、俄罗斯和波兰的最温暖的地区曾受到大小鞑靼人的蹂躏”，而“由于中国的气候，人们自然地倾向于奴隶性的服从”。[1]（P279-283）孟德斯鸠的学说尽管存在片面夸大生态环境对历史发展影响的局陷，但因其广泛探讨地貌、土壤、气候与人类文明形成之间的关系，在当时社会上对于反对神权统治具有进步意义。
    黑格尔也认为，生态环境对世界历史的运动起着重要作用。他说：“有好些自然的环境，必须永远排斥在世界历史的运动之外……在寒带和热带上，找不到世界历史民族的地盘。”因为这些地方生态环境比较恶劣，酷热与严寒使得人类不能够做自由的运动。而“历史的真正舞台所以便是温带，当然是北温带，因为地球在那儿形成了一个大陆……在南半球上就不同了，地球分散、割裂成为许多地点。在自然的产物方面，也显出同样的特色。北温带有许多种动物和植物，都具有共同的属性。在南温带上，土地既然分裂成为多数的地点，各种天然的形态也就各有个别的特征，彼此相差很大”。温带良好的生态环境，比寒带和热带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因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也就更加重要。黑格尔还进一步把温带区分为“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原和平原”、“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三大生态环境，从中考察不同类型居民的生产形式、生活特点和政治体制。他认为，第一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好客和劫掠”；第二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主要经营农业，其“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便跟着发生了”，所以成为“文明的中心”；第三种生态环境下的人们由于“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从而建立起“维持世界的联系”。[2]（P85-96）尽管黑格尔过分推崇海洋生态环境而得出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的偏颇结论，但是他指出上述三种生态环境造成非洲、亚洲和欧洲在社会历史发展上存在差别，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之一。这是因为“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自然界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提供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所需的资料。”[3]（P92）生态环境不仅是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前提，而且还影响着生产部门的形成及其发展水平，突出表现为对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产品类型的影响。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公社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变成商品。”[4]（P390）同时，生态环境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形式及其行使职能的特点。例如在亚洲，“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因此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地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荒废下去，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彼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5]（P64）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促进文明发展进程的加快，而生态环境一旦受到诸如战争等因素的破坏，就会导致人类文明的崩溃。由此可见，生态环境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今中外历史发展和文明盛衰的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恩格斯论断的正确及其所具有的重要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