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生态环境对政治文明的影响
    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来看，生态环境影响着某些政权或者部族的发展及其盛衰兴亡过程。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史学家自觉地从生态环境着手来考察历代政治文明的盛衰，形成了明确的认识。
    中国古代的人们认识到，都城建置的地理位置关系到一个朝代统治的安危治乱。而地理位置的好坏，除了人心向背、山川险易等政治、军事因素之外，生态因素也是人们比较关注的问题。西汉初年，刘邦统治集团曾经打算建都河南洛阳。役卒娄敬进见刘邦，提出应当定都关中长安。他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搤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史家司马迁极为赞赏他建议刘邦定都关中之策，认为娄敬“脱輓辂一说，建万世之安”。（《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娄敬所说的“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主要是从政治和军事方面考虑问题，而“资甚美膏腴之地”，则是从生态和经济方面考虑问题，可见生态环境对于巩固国家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东汉末年政治家诸葛亮预言三国鼎立局面形成时，也是基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良好生态环境而作出的判断，建议刘备夺取西川，成就霸业。唐代史学家和政治家杜佑更从理论高度总结了生态环境对于国家政权巩固和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于兹，若居之则势大而威远，舍之则势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摇矣，非止于危乱者哉！诚系兴衰，何可轻议！”（《通典·州郡典四》）
    反之，一个时代生态环境的不良状况，必将导致其政治文明的衰落乃至灭亡。西周末年，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预示着周朝统治的衰败。《国语·周语上》记载：“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燕，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水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川竭，山必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这段记载固然有附会的成分在内，但却揭示出生态环境的改变与西周灭亡以及周室东迁的关系，认识非常深刻。唐末朱朴认为隋唐定都关中“凡三百岁，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焉；广明巨盗陷覆宫阙，局署帑藏，里闬井肆，所存十二，比幸石门、华阴，十二之中又亡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荡然矣。夫襄、邓之西，夷漫数百里，其东，汉舆、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江南土薄水浅，人心嚣浮轻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强愎狠戾，不可以都。惟襄、邓实惟中原，人心质良，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永无夷狄侵轶之虞，此建都之极选也。”（《新唐书·朱朴传》）这是从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衰败论证长安已经失去作为都城的条件，并从江南、河北与襄邓三个地域的生态环境优劣方面，比较了建都最适宜的位置。清代赵翼用“地气”盛衰解释中国历代政治中心由关中转入中原洛阳、开封，最后又转移到北京的历史过程，认为“地气之盛衰，久则必变。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廿二史札记·长安地气》）他所说的“地气”既包含政权的兴衰气运，也包括统治中心地区的生态环境。赵翼通过考察历代皇朝政治文明的衰败变迁过程，试图以逻辑思辨形式对这种历史现象作出解释，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理论认识水平。
    三、生态环境对物质文明的影响
    人类自身的生存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首先必须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生态环境的影响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历代史学家很早就注意到生态环境对物质产品的分布及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自觉把生态环境和人们的经济生活联系起来。汉唐时期，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一直比较优越，成为我国文明最发达的地区，而周边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生态环境较差，社会文明程度落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战国秦汉以来中国境内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根据各地土壤、地貌、草场、森林、矿藏、江河湖海以及交通状况，划分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至碣石以北四大生态区域，以及关中、三河、燕赵、齐鲁、越楚等局部生态环境。他指出：“陆地牧马二百蹄，牛蹄角千，羊足千，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史记·货殖列传》）这说明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只能根据所在的生态环境从事生产，创造物质文明。西晋学者江统著《徙戎论》，反对华夷杂处。他说：“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而“关中土沃物丰，厥田上上，加以泾渭之流溉其舄卤，郑国、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饶，亩号一钟，百姓谣咏其殷实，帝王之都每以为居，未闻夷狄宜在此土也。”（《晋书·江统传》）虽然他反对少数民族迁居内地，是大汉族主义的错误认识，但注意到文明形成以及民族之间的差别受到生态环境的较大影响，却是正确的见解。隋唐统一全国以后，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更加深刻。唐代杜佑认为“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而周边居住的少数民族“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诰训之所不可，礼义之所不及，外而不内，疏而不戚”，（《通典·边防典序》）从生态环境的差异说明汉族社会发展和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呈现出不同面貌。元代史家认为：“庖牺氏降，炎帝氏、黄帝氏子孙众多，王畿之封建有限，王政之布濩无穷，故君四方者，多二帝子孙，而自服土中者本同出也。”（《辽史·世表序》）不论是中原的汉族，还是周边的少数民族，都是中国境内的炎黄子孙；只是由于居住地域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造成文明程度各有不同。这种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历史认识，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
    反过来，恶劣的生态环境会造成物质文明的急剧衰败，最终形成毁灭文明的局面。北周、隋唐时期强盛无比的突厥汗国，在唐代初年由于“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颉利用度不给，复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通典·边防典十三》）由此可见，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突厥汗国的衰败。另一个强大的回纥部落在唐代后期“连年饥疫，羊马死者被地，又大雪为灾”，（《唐会要·回纥》）逐步走向衰落，“其后嗣君弱臣强，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旧唐书·回纥传》）至于长期以来与唐朝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吐蕃政权，也因为“国中地震裂，水泉涌，岷山崩；洮水逆流三日，鼠食稼，人饥疫，死者相枕藉”，国势大大减弱，走向破败，不得不“奉表归唐”。（《新唐书·吐蕃传下》）清代史家崔述则指出人类破坏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自生聚日蕃，贫富不均，富者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其近山者争觅利于闲旷之地，于是悬崖幽壑，靡不芟其翳，焚其芜，而辟之以为田。锄犁之所加，风日之所烁，焦枯燥涸，而云之出渐稀矣。”（《无闻集·救荒策一》）批评人类过分掠夺性开垦土地，破坏生态环境，导致生存条件恶化，造成社会财富衰竭和文明进程的衰落。今天，对于这种因生态环境改变而延缓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现象，尤其应当给予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