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的启示
    通过以上论述可知，在历史研究中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与文明盛衰关系问题，深入发掘和借鉴中国古代史学中的丰富遗产，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今社会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第一，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总是要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展开，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但是，生态环境并非人类历史发展与倒退的决定因素，人类也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生态环境，在新创造的生态环境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社会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关于人与生态环境的认识中，大都强调人类对生态环境的能动作用。春秋时期的史墨认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他以自然界环境的变化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兴衰，具有相当深刻的认识。战国时期的韩非认为：“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韩非子·五蠹》）说明人类通过建造居室、发明用火和治理洪水，改造了自然环境，推进了历史进程。唐代政治家虞世南指出：“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间，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帝王略论》）认为北魏孝文帝由代北迁都洛阳，改善了鲜卑民族居住的生态环境，从而加速了北魏进入文明社会的步伐。唐宋以后，由于北方地区生态环境的不断退化，社会经济发展重心开始南移，黄河流域逐渐失去文明领先地位。江南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顾炎武撰《天下郡国利病书》，详究各地生态环境优劣，生民利病得失，敏锐地把握了社会历史转折和盛衰局势变迁的脉络。他引证丘浚《大学衍义补》的论点说：“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之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天下郡国利病书·苏上·财赋》）这种历史考察，反映出宋明以来江南生态环境的优越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重要。
    第二，人类在利用生态环境的过程中，也在不断获得对生态环境的新认识，呈现出了理性意识不断增强的趋势。恩格斯一方面批评自然主义历史观的片面性，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6]（P551）另一方面又反对无限制地强调这种反作用，提醒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6]（P517-518）这一认识对于今天处理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意义非常重大。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是要清醒地认识因为自身活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消极后果，学会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不断调整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善待自然界，消除人为的破坏行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自然界的报复。总之，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和重新认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只有理性地处理好面对生态环境时出现的各种问题，才能保持和延续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
    原文参考文献：
    [1] 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2]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