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年鉴学派举起了“长时段”和“总体史”的旗帜，主张：历 史是一组体系或结构的复合体，各体系或结构有其自身的内聚力。历史必须从结构和体 系上加以阐述，史学家不仅要致力于确定这些体系，而且要系统地阐明它们之间的关系 。他们倡导的新史学，就是结构的和势态的历史，也可以说是“长时段”的历史。其目 标又在于揭示社会结构，乃至自然界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长期结构（雅克·勒戈夫、皮 埃尔·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第41页）。年鉴学派强调历史研究的整体性和综合性，注重社会结构、系列及多元的理 论解释，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角度和层次。然而，年鉴学派过分强调结构和势态中 物质环境的决定作用，忽视了历史事件和人的能动功用，其理论模式在实践中也遇到许 多障碍而难以操作和全面推行。
    人们看到，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模式中，被后人较多运用和具有普遍实践意义的是综 合性区域史研究。有些人可以对年鉴学派的其他理论方法提出种种批评和非议，但是， 多数人都会承认其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生命力。无论是布罗代尔的《腓力二 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抑或古贝尔的《博韦和博韦人》、拉杜里的《朗格多 克的农民》、维拉的《近代西班牙的加泰洛尼亚地区》等，都可以说是综合性区域史研 究的典范。当然，详细考究起来，它们之间也有差异：《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 海世界》侧重的是“地理-历史结构史”的考察，《博韦和博韦人》、《朗格多克的农 民》、《近代西班牙的加泰洛尼亚地区》则是较小区域内的相对微观研究。但有一点又 是共同的：它们都是某区域内整体史和综合史的研究。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法国 年鉴学派为我们开辟了现代综合性区域史研究的新道路。
    我国疆域广袤，山川地形复杂，民族众多，东、西、南、北、中各地区的地理人文环 境、经济形态、政治状况、文化教育、社会习俗、乃至文化心理等等，都不尽相同，甚 至表现出较大的反差。无论是在古代史研究，还是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过程中，我们都 会有这样的感觉：中国版图的确太大了，泛泛地开展全国范围的研究，往往不能解决问 题。例如，从事上古史研究的学者常常觉得，春秋史、战国史研究停留在诸国争霸和七 雄兼并的一般描述，未免浅薄乏味，无法探究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和深刻内涵。而在汉 唐史研究过程中，由于疆域的不断扩大，人们对西域及河西走廊，对西南夷，对大漠南 北，对不断开发的岭南闽越，自然会产生极大的兴趣。这些与中原文化风情迥异的少数 民族区域，恐怕很难用一般意义上的汉唐史语言去概括和描绘。随着近代西方文明的东 来，我国原有的经济文化中心区域逐渐衰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长江及珠江 流域与古老的黄河流域，在接受现代文明的步伐上又出现了较大的速度差别。要把社会 转型时期的近现代中国问题说清楚，搞透彻，单靠全国范围的泛泛研究同样是无法奏效 的。概言之，区域史研究应该成为中国史学深入发展的重要方向之一。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撰写、研究地方史和区域史的优良传统。如果从现存第一部具有比 较完整内容的方志《越绝书》算起，我国的地方志至今已有近2000年的历史了。据不完 全统计，民国以前的旧地方志可见到的约有8500多种。较有代表性的是：宋周应合《景 定建康志》、明程文《句容县志》、清章学诚《湖北通志》、民国陈训正《鄞县通志》 。中国旧地方志以其地域性、连续性、广泛性和可靠性等特色，在海内外享有盛誉。近 20年来，我国省、市、县相继修撰了一批新方志，数量也蔚然可观，从而给上个世纪地 方志编纂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旧地方志虽然有门类丰富，内容广泛，“地近则易核 ，时近则迹真”等优点，但其“述而不作”、重在保存资料的原始性的传统体例，几乎 贯彻始终（《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分册》“方志”条）。严格地说，旧地方志只能 算是地方史料汇编，根本谈不上总体与综合的区域史研究。旧地方志与法国年鉴学派开 创的综合性区域史研究，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之间存在许多本质的差异。
    这些年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开展起名色各异、规模不等的区域史研究。如关中史、川 蜀史、云南史、岭南史、长江中下游地区史、华北史、东北史等，而且为数不少，古代 、近代、现代都有涉及。连百卷本的《中华文化通志》，也特意用十分之一的篇幅设立 “地域文化典”。应该说，这是可喜的开端。它至少反映了人们对区域史越来越多的青 睐或热情。我们还欣喜地看到，近年来国内学者所着手的区域史，比起旧地方志大大前 进，少数优秀作品也开始向年鉴学派的综合性区域史靠拢。但是，我们不能不坦白地承 认：迄今国内所进行的区域史研究仍然属于比较狭窄的区域史，绝大多数只是受旧方志 影响的诸门类史的简单“拼盘”，与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相比，尚有较大的差距 。
    如何开展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呢？怎样把旧式的门类“拼盘”的区域史更新为总 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呢？
    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在国内原有的区域史基础上把年鉴学派的东西嫁接过来， 中体西用或中西合璧；二是全面仿效年鉴学派区域史研究模式。这两种方案都有合理性 ，都可以试验和探索。只要把年鉴学派区域史研究模式当作参照体系，开展我们的研究 ，就会别有一番洞天。如果比较两种方案，表面上看，第一种似乎更注重我国实际，可 行性也似乎多一些。但是，笔者认为，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既然是“舶来品” ，不妨先引进、先模仿，不必过多顾及国内原有的区域史研究方式。大家都知道，我国 是个注重传统，容易受传统支配的国家。“洋为中用”、“中体西用”之类的问题吵嚷 了一百多年，至今没有解决好。如果强调嫁接，势必要以原有的区域史研究为基础，最 终脱离不了旧有研究方式的窠臼，顶多搞成一副不新不旧、不洋不土的模样。所以，笔 者比较倾向于第二种方案。建议不妨做一些引进模拟实验，先由少数人在小范围内全面 “照搬”年鉴学派区域史研究模式，取得经验，再作推广。人们无须担心引进模仿会导 致“全盘西化”，因为先进的东西不应该讲中西界限。况且，在中国这样的国度里最终 也不可能“全盘西化”。目前最紧要的是，把年鉴学派的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模式先 学过来。
    据笔者的初步体会，进行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要选定某个区域为研究对象， 应改变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只关注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学术惯性，大胆引入法国年鉴 学派的理论方法。要着力对该区域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为基础的“长时段 ”、“中时段”的考察，开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多层面的研究，把该 区域“短时段”的偶然事件视为“长时段”、“中时段”的发展结果和集中表现。总之 ，就是要以“长时段”、“中时段”及“短时段”为经，以区域地理范围为纬，去构建 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当然，我们在具体研究中并不需要死板地套用“长时段” 、“中时段”及“短时段”的理论术语，关键是吸收其立体史、综合史的精髓，使我们 的区域史向综合性、总体性发展。
    笔者相信，经过国内同仁的共同努力，综合性区域史研究一定会在新世纪蓬勃开展起 来，进而成为史坛上的重要支撑，有力提升和促进中国史学的整体水平。新世纪的综合 性区域史研究，前景无限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