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史学史”的概念和创建学科体系的设想是20世纪初由梁启超明确提出的。经过近百年来几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在中国史学领域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史学的不断发展，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进一步寻找新的增长点，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至关重要。
    一
    在史学史学科里，研究西方史学的学者非常重视西方史学思潮和流派，而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则习惯于参照中国历史的朝代脉络作为史学史的分期，分别论述各个时期的史家、史著、历史编纂学、历史文献学等内容。这些内容无疑都很重要，然而仅仅关注上述问题，就会局限于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实际性质的历史”的研究，而无法上升到他所说的“史学思想”研究的层面。①要深化中国史学史的内涵，需要研究史学思潮的发展历史。
    中国史学大致呈现出先秦伦理史学、汉唐叙事史学、宋明义理史学、清代考证史学、近代新史学与新历史考证学、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几个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史学思潮。
    先秦时期的史学非常讲究记载历史的方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注重“属辞比事”的功能。各国史书都按照这种规范修史，形成普遍遵循的书法原则。从晋国执政赵盾族人赵穿杀晋灵公而晋国史官董狐书“赵盾弑其君”②和齐国权臣崔杼亲信贾举杀齐庄公而“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③两件事来看，先秦史学的书法主要在于确认谁应当对事件乃至历史负责任，而不在于记载事件本身是否真实，反映出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道德认识与礼法评价。这个原则，至孔子修《春秋》而被进一步强化。孟子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这说明“义”是继承西周、春秋时期的史学传统而来，并且在先秦时期的史学思潮中居于核心位置。因此，彰显书法成为先秦史学最主要的宗旨，其内涵是通过一定的遣词纪事原则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毁誉褒贬，体现出褒善贬恶的社会道义，从而发挥惩恶劝善的伦理教化作用。
    汉唐时期，史家的治史理念是把“信史”和“实录”作为历史撰述追求的目标，形成了中国史学注重征实考信的思潮。东汉史家班固高度赞扬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历史“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⑤。南朝梁刘勰对“信史”专门加以阐述：“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⑥。批评不顾历史事实而猎奇述远的做法，强调历史记载贵存信史的撰述原则。唐代史家刘知幾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修史的价值原则，其核心内容就是阐明“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⑦汉唐时期以纪事为核心价值观的史学思潮，突出表现在历代史家力求最大限度地记载和叙述历史，运用各种史书体裁编撰史书，以便把真实的历史展现出来，更好地从据事直书中汲取经验教训。
    宋明史家鉴于汉唐史学注重征实而逊于思辨的缺失，形成治史注重议论褒贬的义理史学思潮。两宋史学中有一派史家宣称史学的性质在于明道，欲借《春秋》儒家义理褒贬世道风俗，利用经学思想规范史学研究。朱熹撰《资治通鉴纲目》，特别强调书法义例和议论褒贬的重要性：“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大纲概举而鉴戒昭矣，众目毕张而几微著矣。”⑧宋元明史家运用义理思想为现实政治服务，不恰当地夸大了儒家义理思想的作用，突出史学的道德褒贬性质，过分强调史学劝惩资冶功能，而对于史实考证不求其详，不重其实，致使中国史学出现了义理化发展趋势，造成史学腾驾空虚而驰骋议论的流弊。
    清代史学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至乾嘉时期的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崔述，再到嘉道年间的阮元，治史大力提倡史实考据，把考证历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件悬为鹄的，形成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考证史学思潮。钱大昕主张学者治史应该尊重古人本来面目，不能不顾历史事实而轻率訾议前人，表明自己“惟有实事求是、护惜古人之苦心，可与海内共白”⑨。王鸣盛治史目的在于“以校订之役，穿穴故纸堆中，实事求是，庶几启导后人”⑩，强调研治经史之学要有求实的精神。阮元阐明自己的治史宗旨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11），反对治史解经故意标新立异，与前贤相龃龉。这充分表明“实事求是”理念已经深深根植于清代史家的头脑里，表现为研治经史之学求真的学术思潮，目的在于反对史家离开具体历史事实对历史主观褒贬，主张通过历史事实本身的是非善恶垂鉴后世，起到惩恶劝善的作用。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新史学”思潮又突出历史哲学，强调历史评价的价值。这一时期西方近代历史进化观念传入中国，改变了中国史家对于历史的认识，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的终结和近代新史学的诞生。梁启超说：“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12）梁启超所说的历史哲学，就是史家在研究历史时形成的历史观。这一理念受到学界群起响应，揭开了中国“新史学”时代的序幕。历史进化观念的传播和“新史学”思潮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传统史学的面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学中形成的新历史考证思潮再度强调实证研究，反对理论阐释。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傅斯年等人，是中国新历史考证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因此，他主张“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逢着的史料”。傅斯年的基本理念是对任何材料都必须“存而不补”，“证而不疏”，即不抒发语言解释和历史哲学。他认为史观无助于史学的发展，而“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的进步；而史学的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13）。所以史家“必于旧史料有工夫，然后可以运用新史料；必于新史料能了解，然后可以纠正旧史料。新史料之发现与应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14）。新历史考证学派史学思潮的产生，为中国史学向科学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据史学领域主导地位，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史学的面貌。胡绳指出：“马克思主义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上来，从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发现客观规律，并按照客观规律来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这样，就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15）在唯物史观影响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广泛研究理论问题的思潮，如社会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等等。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史学理论涌进国门，国内史学界再度掀起一场研究理论的热潮。史学界重新认识唯物史观，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进一步克服了理论研究中的机械、教条、空洞、片面等弊病，深化了中国史学的理论研究水平，把史学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综上分析可见，中国史学中每一种史学思潮形成以后，都按其治史宗旨对中国史学重新加以诠释，显现出不同的学术风貌和史学形态。探讨各种史学思潮的内涵及其发展变化的轨迹，将会有助于揭示各个时期史学的利弊得失，从更深层次认识中国史学发展演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