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批评范畴是中国历代史家（不限于史家）在对历史学自身研究、总结和评论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在中国史学中处于理论核心的地位。长期以来，中国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研究相当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尽管中国史学批评范畴古已有之，但很长时间没有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中，史学界主要是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学的指导思想，没有专门探索历史学自身的理论。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国家大力加强史学史学科建设，白寿彝等老一辈史学家撰写过借鉴和吸收古代史学优秀遗产的文章，然而多是作为史学史研究的问题，没有上升到范畴研究的高度。改革开放以后，人们认识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总的指导理论，虽然可以指导历史研究，但却不能代替历史科学自身的理论，否则不利于历史研究深入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借鉴西方史学理论，来构建中国的史学理论体系。开始时人们往往把对客观历史问题研究的理论和对史学自身问题研究的理论混为一谈，造成概念的模糊和无休止的争论。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近年来我国史学界对理论问题的研讨虽然相当活跃，但却有一个很大的不足，那就是所讨论的问题大都属于历史理论的范围，而很少涉及史学理论。”（16）还有的学者认为：“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研究领域，后者是人们在研究宏观历史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规律性、统一性、多样性，历史发展的趋向，以及对重大历史现象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评价的原则与方法，等等；前者是人们在研究史家、史书、史学流派、史学思潮等史学活动和史学现象过程中积累和概括出来的理论，如史学的目的、史家的修养、史书的编著、史学发展的阶段性和规律性、史学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等等。这是它们的区别所在。同时，它们又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史学活动也是一种历史活动，它也应当被包含在历史理论所概括的一切历史现象之内；从史学的观点来看，史学家乃至一切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对历史的研究、评论，也都在史学理论所应当总结和概括的范围之内。”（17）认为历史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当包括“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两大部类。这样深入细致的考察，为进一步探讨史学批评范畴问题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已有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成果问世。然而由于起步较晚，研究力量薄弱，不仅研究队伍范围狭小，而且发表成果数量不多，在整个历史学科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与中国史学厚重的遗产很不相称，亟需进一步专门研究。
    （二）在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联系紧密的哲学史和文学史两个学科中，范畴研究历来受到本学科研究者的高度重视，已经撰写出一批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史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哲学史学科如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张立文《中国哲学范畴发展史》、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史》和《中国哲学范畴通论》等等。文学史学科如汪涌濠《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十五讲》等等。相比之下，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在这方面研究极为薄弱。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专门研究史学批评范畴的专著问世。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史家非常注重研究史学理论及其范畴，一直引领着世界史学的潮头。英国史家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意大利史家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苏联史家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等等，皆为享誉世界的名著。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兴起，更加注重对史家认识客观历史能力的反思，上升到历史学究竟属于科学还是艺术的高度，由此对传统史学固有的研究观念带来极大颠覆。反观国内的史学理论、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一类著作，即使有的专著设置史学批评的章节，但都没有专门论述史学范畴的内容。中国史学界固守传统思维，认为历史是客观存在而不依赖史家主观构建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容置疑。当后现代观念向我们提出挑战时，我们的理论应对力不从心，因此需要加强范畴研究。
    （四）究竟应当怎样确定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目前研究者尚未取得一致认识。其中最明显的问题，一是过于宽泛，如“名”与“实”、“文”与“质”、“创”与“循”等等，任何学科都适用，并非史学批评特有的范畴；二是遗漏较多，如“史”与“道”、“实录”与“信史”、“良史”与“史权”等等。除此之外，学者之间对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没有经过相互讨论，所以选择范畴的层次和标准各自不同，存在较大随意性。例如，“文”与“史”、“文”与“质”、“简”与“繁”、“创”与“循”虽然都是史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术语，然而是否属于史学批评范畴，就很值得进一步论证。因为“文”与“史”的“文”属于学科内涵，相当于今天的文学和史学的分野；而“文”与“质”的“文”属于修辞内涵，相当于今天的形式与内容的分野。“简”与“繁”是“史文”的繁简，“创”与“循”是“史体”、“史例”的创循，都不是独立的史学批评范畴。如果这样确定范畴，那么和“文”与“史”在同一层次的“经”与“史”、“子”与“史”、“集”与“史”，和“简”与“繁”、“创”与“循”在同一层次的“长”与“短”、“优”与“劣”、“得”与“失”，也都是历代史学批评中经常使用的术语，要不要确定为史学批评的范畴呢？很显然，只有深入细致地研究史学批评范畴的内涵与外延，才能够达成共识，使上述问题得到圆满解决，进一步推动范畴研究的进展。
    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对于史学史学科具有自身建设意义，而且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学术价值。第一，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在史学批评范畴的发掘和研究方面尚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德、才、学、识，这几个范畴，我们常常用来作为史学家自我修养的要求和准则，这是不错的。但从史学批评的角度来看，它们实际上是确定了、至少是基本确定了古代史学批评的范围和标准。不过，由于这几个范畴所涵盖的方面十分广阔，笼统道来，只能得其大体，对于丰富的古代史学批评遗产，尚难作深入的发掘和细致的整理。这就要求我们循着德、才、学、识这个思路作比较具体的探索。”（18）只有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以敏锐的洞察力把握当代史学发展的脉搏，从现代意义上去认识和清理历代史学批评的范畴和理论内涵，才能建立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体系。第二，任何一个学科，如果不重视自身范畴的研究，不仅会对本学科的研究工作带来阻碍，而且会妨碍整个学科理论水平的提高，使之处于低水平研究层面。加强史学批评范畴研究，可以对具体范畴的内容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弄清楚每个范畴不同层面之间的含义。同时，也有助于认识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区别和相互联系，判别与规定各自的研究对象。只有在史学批评乃至整个历史学范畴研究水平极大提高之后，才能建立起严密的理论构架和完善的学科体系。（19）通过史学批评范畴研究，不仅可以对具体范畴的内涵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而且可以弄清各种范畴对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以及特定社会对史学范畴发展的影响，有助于建立完善的史学理论构架和严密的史学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