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
    明确中国史学史的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仅仅是构成学科体系的第一步，因为若干项目的研究内容乃是其学科的板块式组合。作为一种专史，还应当揭示出贯穿长时段发展进程的主导线索，才能加深对史学发展状况和发展机制的认识。20世纪60年代之初和70年代之末，国内两度兴起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讨论，在探索中国史学史研究内容、学科性质的同时，许多学者撰文将“历史规律”的概念引进到对史学史研究方向的研讨，涉及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主线以及如何认识史学发展规律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中国史学史应当以时代为纲，以史家、史籍、史体和历史编纂组织为纬，而以阶级斗争作为贯穿史学发展整个过程的一条红线；②也有人将中国史学史任务归结为探讨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阐明中国史学思想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③这类看法不满足于对历代史学状况的描述，体现了对于中国史学史深层认知理路的探索，但观点并非得自史学史研究的充分展开，而是套用社会哲学理论，故难以尽合史学发展的实际状态。
    从中国史学史的实际研究中总结和概括中国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探讨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应当是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向，这需要辅以中外传统史学的比较研究。中国与西方的传统史学，分别起源，山海相隔，各自独立发展两千多年，分析其间的共同之处，具有史学史研究的理论意义。通过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中外史学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关于史学发展的理论性判断：史学发展的内在矛盾，是撰史求真准则与史学致用观念之间的矛盾，史学的求真准则与撰史的致用意念之间的对立统一，贯穿于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之中，大多情况下属于非对抗性矛盾，总体上促进着史学的前进。但也有时会出现对抗性表现，如三国时期吴国韦昭的史狱、北魏崔浩的史狱等等，在一定时期内破坏或扭曲了史学的社会运行。而中国传统史学，还具备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两条相互联系、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发展轨道，这是显明昭著的特点。④史学求真与撰史致用的矛盾，交织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互补又互有排抑的进程之中，因此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可以抓住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作为考察传统史学发展的主线。以往的中国史学史论著也研讨古代历朝官方的修史活动，但这远远不够，还应当给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对等的史学地位，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构成两条相互联系的发展轨道，是为中国传统史学的独到特点，是中国史学之所以连续不断、繁荣兴盛的主要原因。以此思路予以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的宏观结构和具体结论都会出现很大的改观，导致学科体系的有所更新。
    司马迁《史记》无疑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论家甚多。但若置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的线索中考察，则可以看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宗旨乃是私家史学个性精神的张扬，是对先秦源于官方的史学辅政、以史为鉴观念的疏离。司马迁的史学，是改变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一大尝试，但在扬雄、班彪、班固等学者及东汉官方的主导下，又被拖回传统史学的窠臼。东汉官修《东观汉记》的意义，在于官方不仅记录史事，而且修纂成品的、著作性的一代全史，标志着中国古代官方与私家两条史学轨道的形成，奠定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现象缤纷多彩，头绪繁多，而从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发展的视野观察，则条理大为清晰，而且可以发现十六国、北朝少数民族政权竞相记史、修史，具有异乎寻常的历史意义，即促成以汉族文化为核心的民族大融合。我们讲这一时期形成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而通过史学史研究，才能够揭示出其先导的原因，在于各族政权均热衷于史学活动的历史文化认同⑤。这实在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十六国、北朝这一历史阶段，是汉族和汉族政权相对弱势的时期，而恰恰这一时期，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开始记史、修史，从而在汉人政权弱势的形势下确立了汉文化的主导地位，推动了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融合，甚至出现北魏孝文帝时期全面、主动的“汉化”改革。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时期，传统史学引导了历史、改变了历史。
    在对于清代史学的评价中，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基本上忽略了清朝官方的修史成就，《御批历代通鉴辑览》、“续三通”、“清三通”、《大清一统志》、《大清会典事例》等等巨著皆未进入视野。陈寅恪更认为清代“虽有研治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后休退之时，始以余力肄及，殆视为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当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诚可哀矣。此清代经学发展过甚，所以转致史学之不振也”⑥。此等说法，是陈寅恪从未研究中国史学史也未曾研究清史状态下的臆测，与史实严重违背，正如明清史专家郑天挺所指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⑦至今许多著述论及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总是从嘉庆后期说起，认为是边疆政治和领土危机所导致，对乾隆朝统一、经营新疆时期纂修的《皇舆西域图志》视而不见，更不能认知其书的重要价值和意义。试问：边疆史地学必须要在边疆发生危机的时期才会产生吗？难道在开拓和经营边疆的兴盛时期即使出现了重要著述也不算数吗？上述诸如此类的片面说法，是民国时期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必须通过实事求是地研究清朝官方史学才可破解。由此可见，注重官方史学发展，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一个全局性重要问题。
    三、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
    将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概括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特点，显示了对史学史进程的整体把握。这是通过对史学发展状况前后对比得出的结论，包含了许多个案的探讨以及全面进行归纳、综合的研究，成为对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一种动态的认识，构成学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给史学的发展历程划分阶段，看起来简单，而实际上是一种自觉性的深层探讨，在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中是十分必要的。较早做出这种探讨的是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⑧，其第二编题目为“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的汉魏六朝史学”，第三编为“主通明变的唐宋元史学”，第四编为“具有启蒙色彩的明清史学”。这里体现了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和对各阶段史学突出特点的概括。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⑨在阶段划分上与仓修良区别甚大，如第三章为“史学的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四章“史学在发展中的转折与创新--隋唐五代史学”、第七章“史学走向社会深层--明代史学”、第八章“史学的总结与嬗变--清代前期史学”等等，分期不同，概括更异。这里我们不必比较哪一种分期和概括更为允当，但问题很明显：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是客观的历史进程，分期和概括不能随意进行，异同之处必有讹误，这是需要众多研究者共同探讨和论辨的问题。
    加强对中国古代官方史学的关注，准确估量官方史学在中国史学总体之中的权重，也会涉及对中国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也互相牵制，使记史求真与史学致用的矛盾运动具备了更加丰富的运行机制。官方、私家都有“君举必书”、直书实录的规范，致用与求实是当作一个理想的统一体提倡的，但在具体实行中，却有着为君父讳、为尊者讳等等抵消记史真实度的戒律，更不用说涉及政治私利时的故意隐瞒和曲笔。但是，中国古代反复地改朝换代，而且同一朝代也政局屡变，这可以使原先一些隐瞒的史实得以揭发。加之尚有私家史学这一轨道，与官方记载相参照，同样起到加强真实性作用。如唐太宗曾问史官：“朕有不善，卿必记之耶？”褚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另一官员刘洎说：“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亦记之矣。”⑩这形象地表明中国古代记史规范与官、私双方记录史事的相互牵制，撰史的真实性与功用性的矛盾，就在官私之间和政局变动的流程之中运转。在改朝换代之后，官、私史学的互动机制得以重新组合，撰史求真与以史鉴戒间的对立统一往往十分活跃，于是，官私史学都可能会出现新的起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