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中国史学不可能凭空产生，20世纪的遗产乃是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起点。因此，总结20世纪的经验教训，是展望21世纪中国史学的必要前提。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反思应该在这样一个框架内进行，即：20世纪是中国学术文化转型时期，其标志是从传统学术走向近代，其动力是西学东渐，其表现是新的学术范式形成。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基础是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学，但又不是传统史学的简单延续，而是在西方史学影响下的变异和发展。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学术体系里，虽然史学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但它毕竟是政治的附庸。近代以来，随着西学输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在发生瓦解。到20世纪初叶逐渐形成中国的近代学术，王国维可以说是其中的杰出代表。20世纪中国学术的思想理路可用陈寅恪总结王国维的那三句话来概括：“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即在学术研究中要做到考古与文献资料互相释证；中文与外文资料互相补证；西方理论、概念与本国历史记载互相参证。陈寅恪的精辟论断原是针对王国维治学道路的总结，也是对他本人治学理想的表述，但无论总结还是理想都是静态的描写，当它被后来者不断标榜并还原于实践中时，不可能指望还会是王国维思路与手法的原样翻版，而是具有与时俱变的内涵。这种内涵体现为方法与观念的互相影响，而其作用结果的复杂性远非几句话能轻易概括。所以，当我们以这三句话来总结整个20世纪的学术思路时，其标志性意义更大一些，而当具体分析之时，决不能忽略时间为每句话留下的轻重不一的痕迹。
    第一，“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王国维之运用甲骨文资料研究商周历史，郭沫若之运用殷墟卜辞研究古代社会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这一研究思路主要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而这一思路的形成与深入都得益于有关实物的获得状况，如王国维的创举仰赖清末安阳出土“殷墟书契”。但这一思路一旦形成又具有观念性意义，可以指导研究者将旧有的实物赋予新价值。如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1921年），于甲骨文之外畅叙石刻、金文的史料价值，他所举《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蕃会盟碑》、开封犹太教寺碑以及诸多关于边疆事迹的石碑，其中有不少碑文早见于前代金石文录，然而直到此时才被纳入研究边疆历史、民族交往的视野。同样，金文的价值在梁启超眼里也不止于论述文字变迁之迹，而是推究古代社会情状的重要依据。到二三十年代之交，近代考古学已作为一个专门学科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此时将考古资料与历史研究相结合，已成为研究者的共同认识与普遍风气。至于当代对战国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的运用自然都该属于这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和升华，而在这一发展升华的过程中在在可见观念之确立与实物之获得两者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如此有效实则也反映出下文将要谈到的史学的科学化理念，或者说实证意识在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中的至尊地位。
    第二，“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在运用这一方法的过程中，语言学成为历史学的紧密盟友，这首先表现为以解读语言为解读文献的钥匙，是对语言工具的直接引用。在这方面，20世纪初叶参考《蒙古源流》编纂《新元史》，运用阿拉伯等域外资料研究边疆史地成就非凡；韩儒林对突厥三碑的考订和翻译，陈寅恪运用梵文等资料研究中国佛教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前述梁启超对四裔碑版价值的认识也应属此类，如陈寅恪曾以《唐蕃会盟碑》碑阴残文订正《蒙古源流》和《新旧唐书吐蕃传》中对吐蕃赞普名号的错译与误书。
    语言学与历史学结盟的另一表现是西方语言学观念的影响。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并非单纯从事“历史语言学”研究的机构其工作旨趣之一是借助不同语言的亲族关系和某种语言的演变历程来解读相关的社会情状与历史进程；不过以语言为桥梁探究不同人群间的关系，免不了要以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类型语言学为依据。（这样的结盟也并非傅斯年独创，而是有所本于西方的研究先例）傅斯年曾专门提出，西南少数民族语言是汉语同族，研究古汉语有赖与这些语言的比较，又由于同属印度支那语系，研究它们也有助于研究印度支那语言（傅斯年：《本所对于语言学工作之范围及旨趣》，载《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陈寅恪也有类似看法，提到西夏语与汉语同属印度支那语系，研究西夏语有助于对中文开展比较研究。
    取异族故书补正吾国旧籍之蔚然成风，也连带反映出文化观念的变迁，那就是不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完全封闭独立的系统，不再以华夏中心自视，充分承认外来（尤其是周边）文化的价值，而且把中国文化置于一个更大的文化系统中来审视。所以张星烺编纂《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以及边疆史地、中西交通史研究的兴起等都是这个研究方法的进一步发扬光大。
    第三，“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前两条就其主要方面而论还是表现为史料范围的扩大，而这第三条则重在表现史学观念的根本变革和更新。域外文献利用与现代考古学方法的引进和地下资料的发现，固然也渗透着观念更替，与西方学术的影响难解难分，但只有外来观念即理论、范式、概念的引进并用之于解释传统史料，才导致了近代史学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根本特征。王国维、陈寅恪固然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的成就也归因于此。
    然而，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域外观念与本国资料相印证事实上也成为中国史学近代化过程中最大的遗留问题。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凭什么可以互相参证？这是倡议者与实践者所不及深究的问题。今日回顾研究历程可以发现，其中所隐含的前提是默认外来观念（即欧洲观念）在世界文化范围内的普遍有效性，然而在以欧洲为标准的同时又横生着民族主义情节，那就是急于证明西方所有的中国也能有，所谓外国的月亮不比中国圆，结果是用中国的材料帮助西方人证明其历史观念的普遍性，而进一步抹杀了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不可否认不同文化的碰撞乃至误读恰恰是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之一，但也不可否认这番证明的真伪在今日已有诸多疑问。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弊病在于：之一，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仍未摆脱政治的附庸地位（在精神状态上仍是传统的），以政治意义取消学术价值。之二，在重建中国历史解释系统的过程中，只有过短暂的多元并存的局面，大多数时期是一种模式君临天下（仿佛无法摆脱的宿命）。排斥多元，把理论意识形态化，是导致教条主义的根源。之三，实用主义带来的急躁与短视导致引进西方理论常常走捷径，不求甚解。也许短期见效，但从长远来说，会制约学术视野与学术思维，陷自己于被动，有违学术真义。不了解西方理论产生的背景与其生存的语境，是妨碍本土化的重要原因。以上这几点事实上又总是纠缠在一起。
    20世纪中国史学所存在的问题，有些是古今问题，即史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问题；有些则是中外问题，即现代史学从域外引进中国产生的问题。21世纪中国史学的最大挑战依然由以上两个方面而发生。只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问题更加严峻。在经济全球化的情况下保持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的共同难题。西方理论的引进中国面临着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变换。也就是从现代人类经验向历史解释框架的变换，二是从西方社会理论向中国特色解释系统的变换。中国本土经验的升华则道路更为艰巨。主要是因为缺少适宜的理论土壤，这与科技界的情况类似，基础研究很薄弱，理论解释系统难以独立形成。21世纪的中国学术界如何建立和培植出自己的理论土壤，建立适合于本土经验的理论范式，还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总之，我们确实处在一个继往开来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弥补20世纪的缺失，又要接受新世纪的挑战。我们的尴尬在于，我们在努力弥补的正是我们要设法超越的--我们要补实证史学的课，又要超越实证史学，追求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我们为史学尚不具备完备的科学范式忧心忡忡，又要超越它，正视史学研究多样化的冲击。如今史学的社会科学化也受到了质疑，就象历史主义在上个世纪之初受到的质疑那样，人们逐渐放弃了以发现历史变动模式为目的的企图，而热衷于描述微观史（Microhistoria）和日常史（Alltagsgeschichite）。这不是重复，而是新的回归！也许只有经过了史学社会科学化的洗礼，从下往上看的所谓小历史（Littlehistory），才不至于枝节琐屑，而能小中见大；也许以小历史书写过了社会，还是会去渴求对世界的整体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