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对历史学的发展可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两次根本性变革，即由传统史学到近代史学，又由近代史学到马克思主义史学，两次变革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转型中对于不同历史观的选择。清末民初，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仁人志士欲通过改良与革命自救图存，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批判旧史学，建设新史学。五四运动以后，新史学建设融贯近代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国故，探求新知，建立了中国在国际汉学研究方面的中心地位。新史学的民族主义特点愈益彰显，中国的近代史学逐步形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毛泽东等先哲从俄国革命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们总结、借鉴俄国的经验，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探讨中国革命的道路。要找到中国的出路，必须充分认识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社会，明确中国革命的性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李大钊、郭沫若、吕振羽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先驱尝试用唯物史观作指导，研究、阐释中国社会历史及其有关问题，从而产生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促进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古史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了一个绝好的发展机遇。
    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爆发，思想界关于社会性质与社会史的论战被打断。中华民族面对生死存亡，救亡图存成为近代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共同的课题。史学家以抗战、爱国相号召，开展学术研究，构建中华民族的抗敌精神。特别是到了抗战后期，在民族、民主的精神与旗帜下，新史学和近代史学逐渐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新中国成立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借助国家政治的力量，全面主导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理论旗帜，引导着中国史学的走向，近代史学也因此完成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转变。
    唯物史观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陶化了三四代历史学家，铸就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灵魂，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其影响可归纳为十个方面：
    一、奠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历史研究与史书编纂都是依据一定的史观和思想理论进行的。孔子修《春秋》，一字成褒贬，其善恶标准是礼。礼亦即《春秋》大义。《左传》、《史记》、《汉书》、《通典》、《资治通鉴》等，其编撰成书都包含着丰富的思想与理论。传统史学理论的主旨是经学，故清代章学诚曰“六经皆史”。戴震提出“由训诂通义理”。张之洞说：“由小学而经学，则经学可信；由经学而史学，则史学可信。”旨在通过基础研究发现可信的义理，又由义理以通历史观察与思考，说到底是一种历史观的寻求。梁启超由今文经学“公羊三世说”到进化论，以后又从进化论跳出，寻求历史变化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可信的历史观。唯物史观正是在民初中国社会变革中，传统史观与进化史观难以帮助人们认清社会历史变化的情况下，被具有先进思想的中国学者所认识并接受。唯物史观是关于整个社会运动规律的科学，它从哲学的角度为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世界观。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变化的，且又相互联系，社会历史也是如此。社会历史的变化是有规律的，由低到高呈现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在此理论基础上，又衍生出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动力如何、历史规律、历史认识论以及史学功用等一系列史学基本理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讨论都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并由此构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基础。
    二、批判与总结中国的传统史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在批判与总结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撰出大批史学新著。通史有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郭沫若《中国史稿》，翦伯赞《中国史纲》，以及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二十册等；断代史则有翦伯赞《秦汉史》，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等；还有大量专门史、专题史，以及史学史、史学概论、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成果。唯物史观还被引入古代史籍的校勘与整理，“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的校点，《册府元龟》等书的重印，都是在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的口号下得以重新问世。特别是每部史籍书前的“编辑说明”，都富有那个时代的特点与意义，很值得注意总结和思考。
    三、改造清末民国以来的“新史学”
    “新史学”有两大流派：一是以梁启超、何炳松、蒙文通为代表，由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总结，建设新史学；一是以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为代表，通过实证建设新史学。两大主流派别在抗战时期汇入新民族主义史学，后又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融合，这是“新史学”自身的变化。195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绝大多数史学家接受马克思主义，自觉转变思想与立场，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陈垣、柳诒徵、蒙文通、顾颉刚、郑天挺、吕思勉、徐中舒、蔡尚思、唐长儒等著名史家纷纷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较为典型者是蒙文通，他是民国“新史学”的健将，一直致力于学术史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他尝试用唯物史观论证、解释学术史的发展变化，撰成《中国历代农产量的扩大和赋役制度及学术思想的演变》一文，归纳出晚周以来学术思想四大变局与“农业生产力发展四阶段、赋役制度演变四阶段密切符合”。认为学术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生产力提高、粮食产量增加、赋役减轻，越来越多的人温饱有余，努力读书，才使得学术思想不断进步。学习与改造，使“新史学”完全融入马克思主义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