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线从事研究的年轻朋友说，新文化史不仅在西方史学界方兴未艾，成果辉煌，即便在中国，经过短短二三十年的发展，也已成为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新兴学科，取得了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成果。这当然是学术界的喜讯。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所谓“史学危机”，真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梦幻。
    什么是“旧文化史”？差不多三十年前，1983年，我从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导师为方行、朱维铮。方行先生是新四军老革命、文化人，1949年之后长期负责上海市文化工作；朱维铮先生此时还没有解决职称问题，因而请方先生挂名，实际指导都是朱先生。我报考的这个专业为专门史，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化史”。据说，这是1949年之后，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化史”的名义招生。这是我与文化史结缘之始。尽管是“第一次”，但从新文化史立场看，我所学的文化史，肯定属于“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
    安徽大学由于地理环境制约，与外界交往不多，适合读书。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基本上就是按照旧的学科体制、学科分类一本一本地读。封闭的好处是心无旁骛，有机会潜心阅读。在那短短四年，我有计划地读完了后来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所必备的基础著作。读书之外，大致按照传统学科分类，诸如到哲学系听中西哲学史，到中文系听中国文学史的课程。我们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会有一门课叫文化史，更不知道后来还会有“新文化史”。
    到复旦大学就不一样了。朱维铮老师上来就告诉我，1949年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以“文化史”命名的书或课。现在是百废待兴，文化史一定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成为一门显学。事实也确实如此。我在复旦那几年，朱维铮老师和学术界同仁合作，召开中国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中国传统文化再估计”国际研讨会；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专家合作编辑《中国文化》研究辑刊，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与国内外学术带头人合作，雄心勃勃仿照王云五，编辑“中国文化史”大型丛书，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很快就出版了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平、精两种版本)、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周振鹤、游汝杰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等书，这些著作不仅构成80年代中国学术短暂繁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用事实表明中国文化史研究在一个并不太长的时间里确实获得了复苏，文化史必将成为一门显学看来也是指日可待。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毕业了，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专业对口，所学正所用，非常难得。此时的文化史研究室主任为丁守和教授。丁先生也是80年代文化史起步的创建者之一，因而我也就追随丁先生进行了一些比较广义的文化史研究。此时的文化史还没有分出新与旧，大家就是在文化史的名目下工作。那几年，追随丁先生编写过《中华文化大辞典》、《中国现代文化丛书》，参与主办过几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势成立了“中国现代文化学会”，试图借此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化的研究。
    进入90年代，丁先生从研究室主任职务上卸任，刘志琴先生接替。刘老师是我的导师朱维铮的同班同学，也是80年代文化史研究的弄潮儿之一。刘老师的学术敏锐非常突出，她在那时及时地向学术界介绍新文化史研究，提倡、鼓励从事新文化史研究，将新文化史研究规范为“社会文化史”。这个概念虽说一直受到一些人的非议，却相当准确地描述了新文化史的概念、范畴和意义。
    根据近二十年传进来的新文化史定义，所谓新文化史，其实就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是将社会的和文化的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去研究，因而被称为新文化史，或被称为“社会文化史”。据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成果积累，以社会文化史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史研究已经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与认可，是一门可以独立发展的新兴学科。回望过去三十年，我不自觉地介入了从“旧文化史”到“新文化史”的全部过程，我不知道自己的研究究竟属于新，还是属于旧，但我还是想说说新旧文化史的转换，以及我对新文化史的看法。
    20世纪80年代我们刚刚恢复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时，毫无疑问，我们所说的文化史是旧文化史，旧的文化史强调大文化的分门别类，强调文化的拼盘或多学科组合，记得在80年代和稍后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化史，大致都在因袭老一代历史学家诸如柳诒徵、吕思勉等在1949年之前的作品，在时间上贯通古今，在门类上触及典章制度、思想学说、宗教习俗、风土人情、文学艺术，比较考究或理论素养比较高一点的作者或在这些内容之外增加一个导言，解释一下什么是文化史、文化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形成机制、中外文化交流、外国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等。按照这个思路写作且比较优秀的作品，现在还能记住的有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合著的《中华文化史》，阴法鲁等人的《中国古代文化史》等寥寥几种。这些作品显然都属于“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范畴。
    这些以“文化史”命名的作品给80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以全新的感觉，毕竟很多年大“革”文化的命，文化好像都成了有害的东西，现在重提文化史的研究，政治上的立意当然有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反感、批判与超越，从研究内容或研究视角上说，也确实让大家耳目一新，不再像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史那样抽象、枯燥和乏味。我们那个时候也用大量时间去阅读一般学术史、思想史之外的东西，尤其是艺术门类中的戏剧史、舞蹈史、音乐史等，不管懂不懂，研究一般文化史的年轻一代都觉得应该这样做，应该了解这些学问。前面提及的大型《中国文化史》丛书，朱维铮、庞朴等先生当时的设计就有《士与中国文化》、《禅宗与中国文化》、《方言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佛教与中国文化》、《园林与中国文化》、《雕塑与中国文化》等。那时有一个调侃的说法是：“文化是个筐，什么都能装。”如果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际上还是各个既成学科的拼盘，即便稍具理论色彩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也不过是对各个既成学科的综述，中国文化史由此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似乎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