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新文化史？或许是因为“旧文化史”没有办法真正从文化的视角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稍后有“社会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兴起。从学术传承内在理路说，新文化史肯定是接续旧文化史而来，其问题视角，解决问题的思路，显然也都是对“旧文化史”或“旧的文化史”的批判性反省，是“后现代思潮”对“现代化思潮”批判性的反省与重构。
    在后现代思潮影响下，新文化史批判性地回望传统的文化史研究的问题与困境，以为传统的旧文化史研究只是“文本本身”研究的结果，而不知道和不注意文本本身的形成过程。在新文化史家看来，过程比结果重要，过程比结果更精彩，因而新文化史借用后现代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式，甚至借用后现代所提供的语言及分析模式，以再现、实践、相对性、叙事、微观等，作为其最常用的语言要素。
    根据新文化史家的分析，旧的文化史对结果的研究和重视，只是对最终事实的研究，即对已经成为事实的惟一可能性的研究。这种研究，对于思想家或学术型人物而言，这个最终事实就是思考的文本化成果。新文化史所强调的过程研究，更多地强调对文本化结果的探索，强调思考过程的研究。换言之，新文化史不满足于看到最终事实，而且通过对过程分析，探究事物发展演变的多种可能性。相对于旧的、传统的文化史研究，新文化史比较彻底地改变了提问方式，不再以追究事实真相为历史研究的惟一目的，而是通过对历史过程的分析归纳，联想起一切能够联想起来的物、事，重建过程，而不是揭示结果。
    新文化史与传统历史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不同，是对历史学使命感的消解。新文化史通过语言学转向，强调历史学的叙事意义和功能，而不是像过往新史学强调历史意义、经验和教训，不再以借鉴、资治、教化作为历史学的使命。在新文化史家看来，讲述一个好的故事，一个全然不同于他人讲述的全新故事，就是历史学的全部目的，而不是从这个故事、这个讲述中去获取什么经验，什么启示，什么教训，更不存在道德的镜鉴、政治的得失。故事，就是新文化史的目标；叙事，就是新文化史的手段。
    很显然，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新文化史，那么新文化史的方法、手段，很可能受到了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的启示，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交融。社会学和文化学、人类学与历史学面对同一研究对象时，这几个学科所运用的工具，所采取的表达方式明显有别。比较成功的研究成果，在发布的当初有社会学、人类学的意思，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也就构成了历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明显的历史学或新文化史的色彩。
    从学术史的向度说，中国传统历史学具有很好的叙事传统，不论是经孔子手订的《春秋》，还是孔子后学整理的《春秋三传》，虽说《公羊春秋》比较多一点道德说教，但他们大致上都比较重视叙事，注意讲一个不一样的动人故事。这个传统到了汉代司马谈、司马迁，刘向、刘歆两对父子史学家，进一步光大，《史记》、《说苑》中许多篇章栩栩如生的夸张描述，犹如亲临其境，读者从来没有怀疑其真实性。叙事是传统中国历史学的最大特点，直至帝制晚期，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学，除了刘知幾、马端临、章学诚等少数史学家注意制度史，注意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的研究外，不论正史，还是野史、私史，中国的历史学家可以在理念上有很大差异，但在叙事上，却有着比较一致的共同追求，注意叙事的内在张力、戏剧冲突、故事的好看、传奇和经典。如果我们去仔细阅读章太炎等近代史学家用心书写的那些人物传记，尽管他们继续使用着文言，但他们所描绘的场景、刻画的人物性格，大都令人过目难忘，印象深刻。比如章太炎为邹容、秋瑾等人写的传记，即便从现在新文化史的意义上说，也是很好的叙事和故事建构。优美的叙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特点，但在帝制晚期当西方新史学传入后，传统中国史学确实受到了巨大打击，以科学为价值趣向的新史学追求定量，更重分析，于是历史学不仅在价值取向上，而且在表达方式和为学趣味上，都发生了极大改变，历史学不再是一种为人为己的乐趣，而是被赋予沉重的使命感，历史书写不再是比拼才艺的文人雅事，而是一种职业。中国传统史学的式微，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其书写方法的改变，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新史学在某种意义上说给中国历史学带来了一片全新的蓝天，但新史学确实对传统叙事有巨大伤害。20世纪中国历史学之所以日趋没落，失去读者，可能就与新史学过度阐释历史意义、过度重视结果而忽略过程、过多抽象分析、过少具象描述，有着潜在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传统史学的叙事优势被新史学消解了，然而如果仔细辨梳在借鉴西方近代学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社会学、人类学，我们又很容易发现这些来自西方的学问恰恰在叙事上大多吸纳了传统中国史学的叙事本领，他们当然不是后来中国新文化史的源头或鼻祖，但他们从传统中汲取方法，也相当值得重视。
    1939年，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他的博士论文《开弦村：一个中国农村的经济生活》，运用社会学方式描述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村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涵盖中国东部一个普通村庄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土地关系、职业分布、财产占有与继承、亲属关系及其在江村经济生活中的意义。这部著作后来更名为《江村经济》，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名著。《江村经济》是一部社会学名著，我们透过这部名著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叙事传统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江村经济》并没有像一般社会学作品惯常使用图表、数据以及抽象的分析，而是以流畅的叙事、生动的语言去描述这个普通村庄的历史及其方方面面，如果当年从学科意义上不得不将其归为社会学的话，那么几十年后，当费孝通的描述已经定型为历史的时候，《江村经济》就不再是一本单纯的社会学名著，而是了解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史料，甚至其本身就是一部值得参考的史学著作。其叙事有社会学、人类学的规范，也有历史学的叙事印痕、技巧与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