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江村经济》相类似的社会学、人类学本土作品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还有不少，最近几年比较成功且大规模呈现的当数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大型丛书。这套大型丛书的整理者李文海、黄兴涛、夏明方等，都是历史学家，由此也能体会到不论整理者，还是使用者，都是将这些社会学调查当作民国史料的一个组成部分。仔细阅读这些调查报告，我们能分明感觉这就是民国社会生活史，那里不仅有社会学规范，而且其基本叙事框架，明显参照了中国历史学的叙事传统，是最近几十年新文化史发生前的新文化史。
    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中国研究，运用西方近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对同时代引进中国的新史学具有一定意义的“对冲”，过分强调理性分析的新史学在这些新兴学科的影响下多少保留了一点叙事形式，用事实、故事，而不是全部用抽象的教条去解读历史、重构历史。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所谓“新文化史”研究，不论怎样变换方式，其实都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方向突破。比较有意义的文化史成果，基本上都是对社会学、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吸收、消化。
    笔者个人对二三十年来新文化史成果的阅读非常有限，管窥所及，隐约觉得社会学之类的学科从形式到内容，在强烈刺激着历史学的变革。2011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熊培云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读者可以把这部作品归为社会学，也可以归为历史学。一部作品怎样归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作品行云流水般地描写一个中国村庄在过去六十年、上百年来的变迁，由此反映百年中国的苦难、辉煌、沉沦、复苏、光荣、梦想、屈辱、毁灭，从一个具体的、具象的小村庄，展示、呈现大历史。这样的作品或许不如新史学同类著作那样严谨、细致，注重细节的考订，但《一个村庄里的中国》这样的作品，其实就是新文化史倡导的人道主义叙事、文本、细节以及地方性知识，这样的作品，如果基于批判的立场可以挑出无数的毛病。反过来，如果基于借鉴、模仿的立场，就分明能感到文字的魅力、叙事的力量。作者对中国农村、农民、农业的思考蕴涵其中，作者没有简单地告诉读者近代中国农业、农村不断走向衰落的结果，不是简单地站在农民的立场陈述农民的苦难与悲凉，作者的关注基本上不是结果，不是文本的研究，而是过程，是对历史情形最大限度的复原、重建。我们当然不必相信这些复原与重建的文字就是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必须感谢作者为历史的表达提供了另一种不一样的形式。
    类似的作品在过去若干年还有不少，比如于建嵘的《安源实录：一个阶级的光荣与梦想》、《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梁鸿的《中国在梁庄》等，都是很有意思的作品，是用生动的细节去描绘一个时代的局部，他们的优势不只是文字的轻灵、优美，还在于故事性强，文献史料超乎想象的丰富、多元、多样。这些作者注意传统文献史料的收集、甄别和运用，注意田野调查，注意当事人回忆、口述。这些研究对于重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真实必将起到重要作用，即便不愿将这些作品归为新文化史范畴，但不应该影响历史学家对这些成果的参考和借鉴。
    比较具有新文化史意味的历史学作品，在过去若干年也有不少。比如李霞的《娘家与婆家：华北农村妇女的生活空间和后台权力》，以作者在山东一个村庄的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实践、性别角度重新考察了华北农村社会亲属关系体系，以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亲属关系、经营活动，构建出了不同于父系谱系关系的实践性亲属关系网络，并使妇女在父系体制内创造出自己的生活空间与后台权力。这个研究结论是对过去中国农村社会情形描述的颠覆，根据作者的研究，所谓中国社会的男权统治可能还很值得重新研究，女性究竟在中国社会中承担怎样的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可能均非传统说法那样简单。李霞的研究虽说依然具有社会学的特点，但毫无疑问，未来重新建构中国农村社会历史框架，不可能完全无视这些具有新文化史意义的描述。
    未来中国新文化史的建构或者说理想的新文化史，主要不是移植社会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有待于历史学者的自省、自觉，只有在经过历史学训练的专业工作者自觉意识到了新文化史的意义之后，成熟的新文化史作品才能批量呈现。从目前已有的成果看，国内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对此已有相当程度的自省，相当多的研究者知道历史学必须改变，单纯以阶级斗争的方法、理论去解读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肯定不行。在国内学者中，南开大学、山西大学等一批与社会学有着比较久远历史渊源的学者，是比较自觉地运用社会学理论、方法从事新文化史研究的先驱，他们的成果即便还有某些方面需要继续完善，但依然是迄今为止的典范之作。
    山西大学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人才济济，成果丰硕。由乔治强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上世纪90年代最早的近代社会史著作，对于推动国内近代史研究的多样化启发多多。按照这个思路，乔治强、行龙稍后又有《近代华北社会变迁》，从社会而不是从政治的角度描述华北的社会生活、社会功能、社会构成，从人口、家庭、宗族、社区、阶级、阶层等诸多要素描述华北地区在近代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人际关系等复杂且多重面相，极大地丰富了历史学的表达，尽管作者、评论者都没有从新文化史角度发挥，这些作品其实就是中国新文化史的有益尝试。
    近代中国社会史的一般研究为历史重述提供了一种可能，但是真正能够引起历史学发生革命性变化的作品，肯定是那些具有独到心得的深度研究。行龙的《以水为中心的晋水流域》、赵世瑜的中国民间寺庙文化研究、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王振忠的徽州社会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对上海城市文化史的研究等，不论使用怎样的学科名义，其实都多少带有新文化史的特征。
    国内学者接触新文化史的理论还是迟了一些，国外的中国近代史学者在这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李怀印的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王笛的茶馆研究、卢汉超的乞丐文化研究等，均较国内学者在理论上更自觉，在方法上更圆融。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研究者也会一步一步赶上来，国内学者在资料收集、甄别、释读上的得天独厚，也一定会日益显现。一个全新的新文化史学科，一定会渐渐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研究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因为新文化史毕竟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历史学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