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是这个民族成长的支撑，是这个民族生存方式的凭借，是这个民族从事创造的根基。历史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既受传统的制约，同时也天然地被赋予该时代的要求，而这两者所形成的历史结果都与民族精神息息相关。文化史的研究要有批判精神，要有现实的担当，但这不是文化史研究的全部。我们不只是要简单地将民族精神作出是非黑白的简单区分，像20世纪30年代有的前辈对国民性的批判那样；或者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史研究起步时有的学者所倡导的通过文化史研究，认识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或者如时下有的学者所呼吁的从历史经验出发，增强民族凝聚力。文化史研究的基本目标应当是认真梳理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说明各种文化现象对历史活动的影响，解释人们对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和发生的变化，为理解一个民族精神世界的历史及其与现实的关联提供合理的答案。在这个宏大目标引导下，我们应该通过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去总结和提出文化史研究原创性的理论解释模式。
    在历史学各学科中，文化史位置自在。文化史研究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而文化史研究自身也存在着民族性。不同国家文化史的发展是不均衡的。例如在英国，“文化史并不被看做是‘可靠的事实’或‘实质性细节’”，因而对文化史产生了抵触。⑦在中国，由于在近代以来历史大环境下造成的对民族精神的批判和反思，文化史一开始便成为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对象。但在中国实证主义历史意识根深蒂固的学术背景下，文化史又有着某种尴尬。相对来说，历史研究的一些“硬件”对象如制度史、生产力水平等，比较容易坐实，进行有新意的或有深度的研究也比较容易获得学界认可，而“软件”对象，即属于精神层面的内容，由于它的抽象因素，进行创新性研究就有特殊的难度。例如，在中国五千年文明进展的几个关键时期，即早期国家的形成、王制时代的奠定、王制时代向帝制时代的转变、帝制时代的发展以及近代化因素的出现等方面，虽然许多问题还不够清晰，还有待进一步开掘，却已有较多的讨论，大致的轮廓应该说已被勾勒出来。相形之下，文化史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显得较为薄弱，许多问题有待开掘，已有的一些研究也需要在对史料深度阅读后进一步深化。这种背景为文化史的新发展提供了宽阔的研究空间。每一个学科都有不可替代性，这意味着它对历史的观照是独到的，意味着不同观照是以牺牲其他角度为代价的，由不同角度组成的研究视野如同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一样，提供了对历史的整体性理解。通过文化史研究解读中国历史进程，是我们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认识维度，这也是未来文化史研究者肩负的学术和社会使命。
    注释：
    ①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蔡玉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
    ②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化史研究中，有若干篇建设文化史学科方面的论文，专著仅有常金仓《穷变通就--文化史学的理论与实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古代文化史研究的综述报告可参阅王艺《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③冯天瑜、周继明、何晓明：《中国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中华文明史》编委会：《中华文明史》(10卷本)，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1993年出齐。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89年版。熊铁基：《汉唐文化史》，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④陈启能：《近20年中国历史学的新发展》，《世界历史》1999年第3期。
    ⑤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2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16-325页。
    ⑥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3页。
    ⑦彼得·伯克：《什么是文化史》，第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