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笔者主持国家清史工程有关清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项目，与课题组的成员一起，查阅了大量中日文档案及文献资料，力图发掘新资料，对有清一代中日关系史进行一些新的探索。本文着重对清代初年中日关系史的开端问题作以新的探研。
    在中日关系史研究领域中，清代前期特别是清初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是其中比较薄弱的部分。在各种中日关系史的著作中，谈到清代初年的中日关系往往是语焉不详，或者干脆是一片空白。因此，清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究竟从何写起，成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清史稿》卷一五八邦交志写清代中日关系，是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平南王尚可喜致书于长崎奉行，请通商舶”写起[1]。最近出版的张声振、郭洪茂著《中日关系史》第一卷第四章关于清代初、中期的中日关系，则是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开放海禁、在宁波等四处设关、恢复中日通商贸易写起[2]。由于清代初年清政府与日本德川幕府分别实行海禁和锁国政策，两国之间基本上没有邦交关系和官方往来。那么清初中日关系究竟应该以什么事情作为开端的标志呢？我们经过深入研究及查阅中、日、朝三国的档案和文献资料，终于发现就在清朝建立的第一年顺治元年（1644年）发生了一件日本船民漂流到中国被救助并加以遣返的事件，这段中日漂流民交涉正好为我们探讨清初中日关系的开端提供了一个突破口。
    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该年4月，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明朝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明王朝被推翻。5月，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引清军入关。6月，清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10月，清世祖福临迁都北京，即皇帝位，定国号大清，年号顺治，建立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
    清朝肇始的顺治元年（1644年），在日本则是后光明天皇正保元年。该年6月，日本越前国（今福井县）三国浦新保村的商人竹内藤右卫门等58人，分乘三艘船出海航行，原定前往日本北海道南部的松前（今福山）经商，不料在日本海海上遭遇飓风，漂流到当时中国东北沿海、清朝管辖的瓦尔喀人也春部居住的也春屯（今吉林珲春附近）。但是他们登陆不久就遭到当地居民的袭击，43人被杀，其余15人被掠作奴隶。后来有人告发，经过清政府官员的调查处理，判处袭击日本漂流民的当地瓦尔喀人笞刑，并把幸存的15名日本人救出送到盛京（今辽宁沈阳）。此时，清廷正好从盛京迁都北京，这批日本漂流民又被送到北京，他们成为最早直接接触当时中国新王朝清王朝的日本人。
    所谓漂流民一般是指在海上遇难漂流到异国的商人、船民和渔民等。日本越前国的漂流民在中国盛京和北京却受到清朝官府的优厚待遇。据记载他们漂流经历的《鞑靼漂流记》一书所述，这些日本漂流民在北京“受到官府的召见，并且给了住房。屋内安排全部按照日本人的意愿。官府还给日本人派来了三名搬运夫，并且还给日本人每人每日白米二、三升，猪肉一斤。还有面粉、荞面、茶、酒”；“烧柴以及鱼、蔬菜、酱、盐、米，每天都发给。衣着有绸缎、被褥、棉帽、贴身衣裤和鞋袜等。稍有不适就有医生就诊。日本人好清洁，特为之准备水”[3]。他们甚至还受到了摄政王多尔衮的亲自接待和问话。
    日本越前国漂流民在中国滞留了一年多，尽管受到各种优待，但他们还是思念故乡，因此向清王朝要求返回日本。清廷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决定把这些漂流民通过朝鲜遣返日本，并试图利用这个机会与日本发生接触，期望日本承认刚入主中原的清王朝的华夷秩序之主的地位。
    由于清王朝刚刚建立，与日本之间尚无外交往来和交涉渠道，因此只能通过已成为清朝藩属、有着册封朝贡关系的朝鲜李朝政府与日本接触。顺治二年十一月，即1645年12月，应朝鲜国王李棕的请求，清廷册封其次子李昊为朝鲜国王世子，并派遣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祈充格为册封使，率使团前往朝鲜宣布册封[4]（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已未条）。同时该册封使团还负有护送日本漂流民到朝鲜再遣返日本的使命。1645年12月28日，祈充格率册封使团和百余名清军以及护送的15名日本漂流民到达朝鲜首都汉城。
    册封使祈充格带去了顺治帝的敕谕，指示朝鲜国王遣使护送日本漂流民回国，并趁机会见日本幕府将军，转达清帝的敕谕。据《清世祖实录》所载，顺治帝的敕谕内容如下：“谕朝鲜国王李倧曰：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实际应为15人），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闵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4]（卷二一，顺治二年十一月乙酉条）朝鲜李朝政府遵照指示，厚待日本漂流民，给其衣食，并派官员护送到东莱府（今釜山），移交给在此地的日本对马藩士。这些漂流民经由对马岛，于1646年6月16日回到日本大阪。幕府官员对回国的漂流民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讯问，有的漂流民还被召见到江户（今东京）盘问，向他们了解中国新王朝清朝的情况和动向。他们的口述记录，后来编为《鞑靼漂流记》一书。可见刚刚定都北京的清王朝是想利用遣返日本漂流民的机会，以“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的取代明朝的华夷秩序新领袖的名义，向日本发出感召令，期望把日本纳入以自己为中心的华夷体系之中。不料这个举动反而引起了日本德川幕府的疑虑不安和强烈反弹，不仅拒绝承认清朝的中华正统地位，反而贬称清朝为“鞑靼”，甚至密谋假道朝鲜、出兵中国。
    据朝鲜《李朝实录》的记载，1646年11月，日本德川幕府派使节橘成税、藤智绳到朝鲜东莱府，回谢遣送漂流民一事。但在回谢书中不但不感谢清廷，相反却贬称清朝为鞑靼。日使还向朝鲜官员透露，幕府执政官员对此事曾有一番密议和谈论。“江户执政等闻漂倭人来，惊曰：‘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而朝鲜受而送之，必是与鞑为一也。’”[5]德川幕府既忧虑清军占领北京、清王朝入主中原，并通过遣返漂流民对日本另有企图；同时又担心朝鲜李朝政府受命清廷遣送漂流民，说明已与清王朝联为一伙了。当时南明势力如郑芝龙在福州拥立唐王，曾派人向日本德川幕府“乞师”，要求日本出兵援明抗清。而德川幕府基于其“华夷之辨”的认识，认同南明政权的正统地位，对他们认为也是“夷人”出身的清王朝加以鄙视，贬称为“鞑靼”，并企图出兵援明反清。德川幕府的大纳言，即德川家康第十子德川赖宣甚至表示愿意亲自领兵“赴援南京”。还有人建议“不如假途朝鲜”。对马藩士宗义成则认为朝鲜已被清王朝征服，且“釜山至北京千余里”，路途遥远，军需供给困难，决不可轻举妄动[5]。可见日本德川幕府非但不承认清王朝在中国的正统地位，还认为清王朝取代明朝改朝换代是“华夷变态”，甚至企图趁机出兵中国。日本之所以最终未能出兵，一方面是由于福州被清军攻陷、郑芝龙降清以及南明势力的迅速失败，同时也出于对形势、力量以及出兵困难的估计。而越前国漂流民带回的有关清朝兵力强大、法治严明等第一手情报，也是影响幕府决策的重要因素。
    其实，日本德川幕府统治者野心不小，曾企图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东亚华夷秩序。早在1616年即德川幕府建立之初，就曾委托来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致书福建总督，宣称：日本国主源家康（即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已统一全国，“其德化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他如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指新加坡以西各国）、柬埔寨等蛮夷之君主酋长，莫不献表纳贡”[6]。当然，统一了中国的清王朝也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华夷秩序领袖地位，仍力图将日本纳入自己的华夷秩序。因此，1647年（顺治四年），顺治帝因“浙东、福建平定，颁诏天下”，在诏书中提到：“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浙、闽，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4]（卷三○，顺治四年二月癸未条）
    综上所述，清代伊始，以遣送日本漂流民为契机，出现了中日两个“华夷秩序”之争，同时也拉开了清代中日关系史的序幕。这是以往很少为史家所注意到的有趣史实，也是日本德川幕府始终不愿与中国清王朝建立正式邦交关系的历史渊源。因此我们可以把顺治元年（1644年）围绕日本越前国漂流民救难和遣返事件的中日交涉，看做清初中日关系开端的一个标志，有清一代的中日关系史就可从此事写起。
    原文参考文献：
    [1] 清史稿·卷一五八·志一三三：邦交六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6.
    [2] 张声振，郭洪茂.中日关系史：第一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3] 鞑靼漂流记[J].清史译文，1980,(4).
    [4] 清世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Z].北京：中华书局，1980.
    [6] ［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