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暴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积极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当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无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如何热闹，史学家们好像都无动于衷。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现实。史学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必须明确，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挑战中，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这是生活在大时代的史学家的宿命。衡量当今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无疑有多重维度，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两种责任不可回避：构筑能够解释中国的宏大理论；更紧密地关注现实。
    构筑有关历史的宏大理论是崛起的中国对历史学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要求。宏大理论是一个国家知识体系的压舱石，代表着一个国家理论思考的深度。历史的宏大理论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深刻自觉。国家需要历史理论告诉自己从哪里来、长时段社会形态如何演变、何种动力在推动历史发展以及为什么只能这样演变和发展。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会明了国家和民族到哪里去。一个对这些基本问题处于懵懂状态的国家，无法看清历史大势，因而也就无法找到超越兴乱周期、实现持续繁荣之道。大历史呼唤大理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大的社会转型一定会推动历史宏大理论的诞生。西方的宏大历史理论，完全是建立在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上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是在一个有着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数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典范性上，这一转型都绝不亚于西方。因此，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也一定能够催生规制恢宏、统摄全局的宏观历史理论。这是历史发展本身对中国历史学发出的律令。
    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有关中国历史的宏大理论建设目前还处于徘徊阶段。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运行其中的是传统的天道观念；1949年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为西方程序重新编码；改革开放之后，理论建设并未改变“被殖民”的状态，仍然是从西方引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甚至“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承认或很少考虑在观察传统中国、中国传统及中国路径时，需要建立一种和近代西方文明不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的独立的坐标系统”(姜义华：《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所以，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应该看到，微观史学的盛行，客观上削弱了史学界探讨宏大历史问题的兴趣。走向微观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史学界的潮流，中国史学也步其后尘，微观史研究大行其道，导致许多人因此生出“史学碎片化”的担心。应当承认，微观史的兴起，是对过去那种不切实际、更多带有意识形态钳制意图的宏大叙事的反叛，但有一点必须牢记，西方微观史学和中国微观史学完全是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西方的微观研究以崛起于18世纪、19世纪的宏大叙事为参照，这种对微观史的强调，并不能撼动宏大叙事的框架和价值观，这从后现代史学的迅速退潮可得到证明。在很多方面，微观史是对宏大叙事的调整与补充。但是，中国在知识体系上从来就没经历过一个源自本土的宏大叙事阶段。所以，中国史学并没有放弃宏大叙事的资本。曾经统帅中国历史学几十年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只是对欧洲宏大叙事的拷贝。近年来日渐活跃的微观史学，其深层原因实际在于“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受质疑后，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宏大理论可供依凭。史家各自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题材，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当前中国史学的基本生态。
    西方中国学的兴盛也反衬出国内史学缺乏理论建构的尴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提出的理论一直在中国史研究中推波助澜，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重大命题，多由西方中国学提出。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等各领风骚，在在为缺乏理论建构能力的国内史学界所艳羡。西方中国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表明，理论能够给中国史研究带来多大活力，理论建构对于拓展中国史研究的空间是何其重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受到“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风气的影响，太多中国史学工作者斤斤自守于考证之学，以接续民国新考据学统为治学之最高境界。这一点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所受到的追捧就可看出。必须承认，拘泥于考证，无法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