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许多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已成为矜夸其职业素养的标志。但在西方主流学界，并不存在这种刻意回避宏大叙事的做作。近年来，美国史学家已开始纠正对宏大叙事的疏离，试图重建新的宏大叙事体系(参见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全球史的兴盛，也反映了历史学构筑新的宏大叙事体系的努力。像大卫·克里斯蒂安这样的史学家，已经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宇宙，时间范围扩展到100亿年到200亿年之间。在他看来，“在历史学科中，像是在任何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我们学科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夏继果、杰里·Ｈ.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而在历史学界之外，宏大叙事的论述进路仍然倍受重视。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卷中就以罕见的学术雄心展示了宏大叙事的抱负。书中所展现的大视野、大线条、大模式，使得该书甫一面世，就引起世界学术界普遍关注。在该书中，福山从渺远的史前起步，对人类数千年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颓进行了全程考察，对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景般的追索。这一学术考察，纵贯数千年，覆盖东西方，几乎古往今来所有重要国家都被纳入研究框架。福山意欲从宏大的历史进程入手，深度透观政治秩序得以形成的深层机制，凸显政治发展的进化规律。这一努力被学者称为“超级宏大叙事”，“绝对是极度推高了的宏大叙事”，“不是一般不关注因果关系与普遍规律的历史学家所可承担”(任剑涛：《为现代政治秩序背书》，《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因此，必须克服那种人云亦云式的对宏大叙事的嘲笑，从更宏观的角度和层面来透视中国，解释中国。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解释过去。马克·布洛克也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这不仅是说现实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更重要的是，史学家们必须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涌现与提出的问题。这是当今史学家们所承担的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崛起，并不光是如歌的行板，里面贯穿着一系列颇具张力的冲突和矛盾，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趋新与守旧、危机与转机、压制与反抗、价值与历史、沉沦与救赎等诸种对立因素存在激烈的对抗。改革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已经显示出诸多历史负面因素强大的惯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这些都逼迫着人们到历史里寻找智慧。现实的需要，决定着哪些历史将被唤醒，哪些沉默不语的文献将重新开口说话。克罗齐对“历史”和“编年史”所作的区分仍然值得史学家警醒。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能否体现现实关怀，决定着你所书写的是“历史”还是“编年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现实的热忱，决定着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认识的温度。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的理论命题，然后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是当今史学家无法推脱的使命。福山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能够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用大量篇幅考察了中国政治史，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这些问题关涉重大，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关系到中国的现状与走向，而所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探讨都必须从历史出发。
    能否针对现实提出重大理论命题，不仅考验史学家的智慧，还决定着史学能否回到学术舞台的中央。当前中国史学家面对的一个尴尬是，除少数史学家外，很少有历史学家参与到今天的舆论议程，一些重大问题，更多是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探讨，很少有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比如，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热点话题，但参与这一讨论的多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本来，所谓中国模式，其根本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总结，历史学家是最有资格探讨这一话题的群体。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对这一模式的型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从此入手进行讨论。如果说放逐现实、回避问题可以代表1990年代学风的话，历史学界汉学心态的弥漫则可看作其中的典型。为历史而历史成了不少人的追求。史学界很少提出能引发大的学术讨论的话题，甚至引起轩然大波的“告别革命”说这一典型的史学话题，也是由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提出的。面对现实，一些史学家选择了自我放逐。
    史学家对现实关注的弱化，当然也与现行学术制度有关。其中，基金和课题对学术的规制尤其突出。出于功利性考虑，基金和课题总是要贯彻集团和组织自身的意志。基金和课题的投放，实质上是对学术的征用。在现行体制下，基金和课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基金和课题打转转，于是，猜度和迎合学术研究组织者“圣意”，满足基金和课题的期许、甚至取悦于组织和集团，就发展成为学者的自我约束。学者忙着追逐基金和课题，就无力把眼光从充满诱惑的经费身上转移到现实生活上来，从而也就丧失了真正的创造力和批判力。争取基金和课题，成为学者躲藏在由此带来的实惠背后而回避现实问题最好的借口。基金和课题对学术研究的规制越来越具有体制性，后人究竟如何评价这段由基金和课题主导的学术史，值得人们思考。
    据实而论，今天谈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不免有几分难为情。史学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不单单无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提并论，即使与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相比也已落下风。哲学已通过理论上的新陈代谢融入国际主流话语，文学则以诺贝尔奖证明了其所取得的进步。唯有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至今仍处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荡之后的盘整阶段，甚至还滞留在“亚文革状态”。造成中国史学今天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责任感的弱化是重要原因。古语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史学家的触角应该尽快探出书斋和书院，有力回应社会现实对他的期待，如此，才会改变一段时间以来被边缘化的遭际，重新赢得知识界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