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5年日本颁布了正德新例，在限制中日长崎贸易数额的同时也规定了以信牌进行贸易的新方式。这种贸易方式的改变，在中日之间发生折冲构建和反映康熙朝中日关系的同时，也深深影响了其后中日关系的发展。
    1
    正德新例颁布后，为保证中国商船主出具甘结、拿到日方颁布的信牌，1714年八月长崎奉行所要求那些已经结束贸易的中国商船暂时不要返航。但是，当时在长崎的51艘中国商船中有2艘商船并没有听从指示径自返航了，其中一艘船的船主是谢叶运[1](P11-12)。到了第二年，一些赴长崎贸易的商船由于去年日本颁发信牌的时候不在长崎港，因此没能得到信牌，被迫返回使他们难免不快。果然，七月二十三日，“谢叶运、庄运卿等十五六名商人向宁波斳县知县起诉，告一部分船头接受带有日本年号的信牌，奉外夷为正朔，实属忤逆朝廷而追随日本”[2](P22)。后来斳县知县将此案上报，但浙江海关监督、江南海关监督、浙江巡抚、户部等各部门的处理意见并不一致，于是一直被呈报给康熙等待圣裁：“户部覆浙江巡抚徐元梦所题，东洋商贾人等，从前往来行走，并无他故。今年长溪地方，倭子忽立新例，只与先到之胡云客等四十二船每船牌票一纸，许其交易。若无伊国牌照，即拨回，不许交易。以我中国商船受长溪地方牌照，不但有乖大体，相延日久，大生弊端，亦未可知。应将作何行文倭子之处详议，将伊所给牌照发回，以我国文票为凭。”户部和浙抚都认为中国商人领受日本信牌之举不当，应以本国文票为凭。为此，浙江海关监督扣留了被告商船主的信牌。但康熙认为：“朕曾遣织造人过海观彼贸易，其先贸易之银甚多，后来渐少。倭子之票，乃伊等彼此所给记号，即如锻布商人彼此所记认号一般。各关给商人之票，专为过往所管汛地以便清查，并非旨意与部中印文。巡抚以此为大事奏闻，误矣。部议亦非。着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再议具奏。”[3](P2303)
    与康熙帝的意见相悖，九卿再议的结论仍是“将领受倭子牌照之商人胡云客等治罪，商船仍旧照例贸易”。对此康熙非常气愤，“此牌照只是彼此贸易之一认记耳，并非行与我国地方官之文书”，“倭子之牌照，即与我国商人记号一般”，再“我国钞关官员，给与洋船牌照，亦只为查验之故，并非部中印文及旨意可比。如此以为大事，可乎”？“若如此行，商人如何贸易”[3](P2310)？
    在康熙帝意见的导向下，九卿的立场发生了改变，“伊所给我国商人牌票，不过彼此交易之记号，并无关系，相应无庸议”[3](P2333)。大学士马齐等提出：“原呈览倭国票照，仍祈发臣转付商人，照常贸易。但有票者得以常往，无票者货物壅滞。俱系纳税之人，应令该监督传集众商，将倭国票照互相通融之处明白晓谕。每船货物均平装载，先后更换而往等因。相应行往该督、抚、海关监督，公同详为定议。将原票给回商人，照常贸易。”[3](P2373)在这种形势下，江南海关监督萨哈察“伏恳将安庆船户所受票引给伊，散与众商人”。意见统一之后，康熙令速行确议，以防有误商人交易，并颁发了“准海商领倭票照”谕旨：“户部等会议浙府徐以商船出海往来并无阻滞，五十四年倭国长崎译司忽有给船主胡云客等票照一案，臣一时渎陈两经部议，特颁谕旨，谓长崎之票照不过买卖印记，据以稽查无关大议大哉。王言简而有要，谨候原呈倭照发臣之后，一例给还诸商照常贸易，至倭人所议船只货物数目合，无令商人原照倭议贸易。惟是有票者可以频往，无票者货物空悬，同为朝廷办税之人，自应一视同仁否？令浙海关监督传集诸商明，亦倭照彼此可以通融，或同船均货，或先后更番。胡云客、庄元枢等各自推诚酌议等因具题前来，应将倭照一张发还浙抚，并从前所收票照一律给还诸商。至船只货物数目应令商人仿照倭人原议，将倭照通融或船均货，或先后更番之处俱应如徐所题，令该督抚海关监督传集诸商公同酌议而行，报明户部可也。”[1](P25-26)清廷的意见由扣押信牌、准备强行照例贸易转为官方协调下的诸商之间实行信牌通融贸易。
    2
    中国国内争议未决的信牌案也影响了长崎贸易。由于贸易信牌被没收，于1716年携带信牌如期驶到日本的只有奥船七艘，口船一艘也没有驶到长崎。这一变化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福建广东等地的商人如期持信牌来，进行通商，而南京、宁波等地的船只未来，众人怀疑究属何故？”2月23日，当福建商人李韬士驶到长崎时，日本就曾向他探询缘由。尽管新井白石认为李韬士所讲的“中国总督、抚院、关卡商议，似谓日本新例难行，谋求一如旧日众多船只齐来通商”的回答未必可信，但日本方面对此种可能颇为重视。对于长崎奉行所大冈备前守衔清相诠房的征询，幕府实权人物新井白石说：“在我国内令尚难行，况国外乎？故新例颁行之始，余即言当须经三五年事乃可定，即为此也。”“如前代将军时期朝鲜聘使事，在位诸人闻彼使臣之言皆惊愕，纷纭议论，唯其由于将军英断，诸事得以依照将军命令顺利实行。今将军年幼，即使余如何议论，事亦未必能行，故不敢议。”他认为应该学习前代将军的“英断”，坚决执行“正德新例”。幕府老中们在得到长崎奉行的报告后也议论纷纷，倾向于取消信牌贸易的意见不断提出，但是基于政策的推动者新井白石的“固执”，最终老中本多忠良出面与新井白石谈话，他说，“假使确系如所闻者，不仅将军之命令不得行，前代将军之遗志亦落空”，而“阁下乃前代将军相与商讨此事之人，则此以后事情任凭阁下主张处理”。把这个棘手难题推给新井白石处理。新井白石坚持“无论如何，欲贯彻去春将军命令，必不能废止新令”，而老中等人则表现颇为“无奈”。为显示日本政策的坚决，新井白石向奉行所下达了要求采取强硬措施的书面指令：“如李韬士所言，乃彼国人不许其商舶来我国。而韬士潜来，乃犯其本国之法。天下之恶一也。我既不许不遵我国之法者来，又焉许犯彼国之法者来耶？应速予押还！”而这种强硬态度在随后的贸易中也表现出来。押还李韬士后不久，就有南京船和宁波船驶到长崎，其中包括信牌被清廷没收的十艘商船，日方强令这些没有信牌的商船全部返航。此后又有宁波商人祝武珍携带镇海县照票到长崎做生意，长崎奉行所认为应该允许他进行长崎贸易，但是新井白石观票后说：“此非允许来我国者也。”理由是凡到日本贸易的中国商船票照皆明记赴长崎，而祝武珍的照票上只写到东洋，因此新井白石下令长崎奉行所拒绝祝武珍的日本贸易[4](P184-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