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应《历史教学》之邀，笔者完成了一篇访谈录：《兴趣和责任--专业研修的动力》，其中“责任”二字，稍有分量。委实如此。多年前我选择历史专业，而后徐徐走来，除了就业选择和兴趣之外，就是在履行自己作为史学工作者的职责。稍有缺憾的是，笔者久忝学界，却很少从理论上探究此事。而自己的责任意识，是在工作中，凭着本能，逐步增强的。
    责任心的动力不止一端。笔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幼年时曾欢欣鼓舞，讴歌新社会。后又经历不少政治风雨，对历次侵害人权的政治运动深恶痛绝。这种心境激发笔者做职业性的反思。1976年笔者留校工作时，阴霾低垂。单位停电半年，我晚上读书，常对着昏暗油灯苦思。幸好，翌年全国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启动，高校重现生机，笔者有幸成为首届世界史专业研究生。读研不久，有师友问：你为何舍弃有一定基础的俄语和中国史，改学英语、世界史?为何将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英国两党制度史作为研究方向?我沉默良久未作解释，可心情并不轻松。一则，刘少奇惨死的消息刚从小道传出。堂堂的共和国主席，竟殁在出了包青天的古都开封，真是对宪法的莫大讽刺!二则，回想自己在“大跃进”、“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时的感受，在“文革”中的风风雨雨，怀念自己在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几位师友，常常陷于痛苦和思考。我深知中国多年个人崇拜盛行，灾难连连，源自专制主义的祸害。国内运动不断，在于过分的阶级斗争说教，欠缺宪政、法治、自由和人权。而中国史的教学中又甚少有这些问题的答案。是时，我想通过对世界史的专业研修，了解和介绍不列颠政治史的曲折历程，从中领悟有益的经验和教训。这种责任感，是激励我在以后几十年，始终坚持研究英国政治史和世界近现代史的重要原因。对于这一职业的选择，我终生无悔。
    然而，所谓史学工作者的责任意识，践行起来并非易事。多年来教条主义理论的浸淫，一些貌似正确的思想原则和苏联学术观点的影响，也使我形成了思维惯性。好在自己早有矫正心态，欲对某些陈腐的学术观点加以清理。这就促使自己在教学和研究中：坚持科学、客观和正义的立场，坚持专题研究方法和态度，客观适度地评判历史问题，保持辨伪校正的勇气。
    科学、客观和正义的立场，就是求真。对此，当代一位学者说得好：历史学家就是做镜子的。工匠在做镜子时，必需注意质量，要使镜子清晰透真，不可轻易迎合某种心态，将之制成变态走形的哈哈镜。为此，笔者就不迷信权威了，多了独立思考，在承担较多教学工作的同时，围绕世界史的热点问题，撰写一些论文，陈述自己的基本观点，并在课堂上加以阐述。这里略述一二。
    一是关于断代史的分期。即世界“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开端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将之绝对化，断言“五种社会形态”或“五种生产方式”是划分各个历史时期的标准。其阐释是：所谓“古代史”，是指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历史；“中古史”是指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代史”主要是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并开始衰落的历史；而“现代史”的开端则是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划分方式言之凿凿，可最大的弊病，是把表示时间概念的断代史与表示社会性质的政治发展史紧紧挂钩，将两类不同的概念混淆，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将典型的历史问题提到政治的高度，将灵活的问题用僵硬的教条主义来解释。甚至在21世纪初，仍有官方人士扬言：历史分期是“政治性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我开始在课堂上与学生一道质疑该分期标准。1981年，我写了《论历史分期的相对性》一文，强调划分历史各阶段的标准不是“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而是“时间”的远近，其参照系是“现代人”。即是说，凡是距离我们现代人比较久远的，属于古代史；不太久远而又非多数现代人所能经历的，是“近代史”；距现代人颇近、又由部分世人所亲身经历的，是“现代史”。例如，俄国十月革命曾经离“现代人”很近，应是现代史开端；可目前这一事件离我们比较远些了，就归入世界近代史了；再过数百上千年它肯定还要归入古代史，尽管十月革命的社会形态属性没有改变。又如755年的“安史之乱”，对于亲身经历了的杜甫而言，是现代史；对于唐末李商隐而言是近代史；相对于我们来说则是古代史。尽管这一事件始终发生在封建社会的唐朝。此文先后投向多家报刊，均被退回。有编辑回函：论文的观点是对的，国内通行的分期方法是将本来很简单的问题搞复杂了，但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不能发表。直到1993年，方在我主编的《世界近代史研究通讯》上非正式地印发。而它正式发表在《史学月刊》，则是1998年的事情。此文前后17年的遭际，说明我国史学中教条主义根深蒂固，各家报刊总有一股政治阴影，也说明了倡导学术自由和理论创新的必要性。
    二是关于世界近现代时期国际共运史的难点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共运史教学和研究一直走下坡路，其中近代国际共运史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可许多高校讲义和中学课堂还在重复着旧观点，对于“议会道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中产阶级”和西方社会民主党等，动辄鞭笞。这种理论滞后的情状，给教学带来了诸多不便，学生听课兴趣索然，甚至公开质疑。鉴于这种情况，我于2005年年初，发表了《国际共运史：世界近代史研究中的模糊性》(《历史教学》2005年第1期)，集中阐述了我对近代时期国际共运史中几个“敏感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对世界近现代史教材和教学中一些教条主义的陈腐观点，如过度宣扬共运史中的内部斗争、过度强调狭隘的阶级立场、过分贬低中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对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公等，加以辨析。文章发表后，迅即被多家出版物全文转载，一些学界同仁来函来电表示赞同，其观点至今还屡被提及。
    英国政治史在世界史中占有突出地位，它一直是笔者的研究重点。朝着这一目标，笔者循序渐进，在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7册书，理清了一些历史问题。其中《英国政党政治史》、《英国政治制度史》、《英国贵族史》和《英国政治思想史》等，成为一些高校世界史和政治学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必读书。另为多家刊物写出了一些论文。为完成这些作品，我前后费时30余年，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该系列的目标之一，是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其中，笔者有意揭示了一些易被学界忽略的历史启示。
    譬如，针对国内学界所谓共和国肯定优于君主制的断言，笔者结合克伦威尔军事独裁的史实，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中指出：“英国近代政治史的特色之一，是专制政体仅仅出现于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并且使用了共和国的名义……仅此可见，社会的安定与动荡和国民自由的多寡并非总与政体形式有关。此种似乎矛盾的现象已经被许多国家的历史一再地证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