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旁通”之道：一条可能的出路
    现代学术的专业化发展趋势，使得学者的个人研究领域越来越趋于逼仄。就中国古代史而言，毋庸讳言的是，断代史学的自成体系同时造成了断代史壁垒不断强化，于是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情形：大多数历史学家只能终身厮守某一断代史，对其他断代史甚至会生出一种隔行的感觉来。近几十年形成的中国独有的学科体系更加剧了这种状况，今天通行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都是按学科（指二级学科，如中国古代史）、方向（指某一断代史或专门史）划分其专业领域的，照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中规中矩的“专家”。这种状况对于辽金史来说尤为不利。在资料贫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如果非要死守住辽金史的楚河汉界，那显然是没有学术前途的。依我之见，除了具备穷尽史料的专业素养之外，辽金史研究者还应尽可能“旁通”。其实学界对这一点是早有共识的。金毓黻先生论及宋辽金在国史上的地位时说，“盖治本期史，惟有三史兼治，乃能相得益彰”。(83)宋德金先生也极力倡导辽金史研究者应“纵横比较，三史兼治”。(84)王曾瑜先生则直言“不少辽金史研究者的缺陷是不愿兼治宋史”，他指出，“研究宋史的不少课题无需求助于辽金史方面的知识，而研究辽金史，却必需求助于唐、五代、元，特别是宋史方面的知识”。(85)可谓智者所见略同。
    当然，仅仅三史兼治还是远远不够的。这里所谓的“旁通”之道主要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突破断代史的藩篱。首先，辽金史研究者应该兼治辽史和金史、契丹史和女真史，个中道理似乎不必多说，辽、金虽是两个异姓王朝，契丹、女真虽出自不同的民族谱系，但它们有许多共性的东西，更不用说彼此之间还有各种无法剥离的瓜葛与纠结；其次，辽金史研究者最好能够兼治宋史，或兼治蒙元史，或兼治民族史--兼治宋史对于扩大辽金史的史料范围最为有利，兼治蒙元史或民族史则可拓展学术视野，以收触类旁通之功。前辈学者在这方面不乏成功的范例，如田村实造、蔡美彪先生之兼治辽金元史，王曾瑜先生之兼治宋辽金史，贾敬颜先生之兼治辽金史与民族史，都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就。老实说，这种治学路数也一直是笔者的学术理想与学术追求，可惜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
    “旁通”之道的第二层含义是指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跨学科”可谓今日学术之时代潮流，如果说这种取向对史学的其他领域来说主要是一种学术自觉的话，那么对辽金史而言可能更具有“学术突围”的意味，因而也更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尤其需要跨越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屏障--不仅仅是吸取这些学科的材料及其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学科不同的研究方法，那才真正称得上“旁通”。
    三、如何“预流”：民族语文资料带来的机遇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所作《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86)在陈寅恪先生写下这段文字的30年代初，最为史界瞩目的新材料当属敦煌文书。而当今辽金史领域最有价值的新材料，则非契丹大、小字及女真文字石刻资料莫属。
    自1922年比利时传教士梅岭蕊(L.Kervyn)在庆陵发现契丹小字哀册以后，这种久已湮灭的民族古文字始为世人所知晓。(87)1950年，辽宁锦西西孤山又首次出土了契丹大字《萧孝忠墓志》。迄今为止，在内蒙、辽宁、河北等地出土的契丹大、小字石刻已有近50种之多。女真文字在金代似不甚普及，远不如契丹文字在辽朝使用得那么广泛。不过在金朝亡国后，元、明两代仍有部分女真人继续使用这种民族文字。目前所能见到的女真文字资料，除了传世的《女真译语》之外，还有自19世纪以来陆续发现的10种石刻材料（其中奴儿干都司《永宁寺碑》系明代碑刻）。
    契丹文字石刻资料虽早已发现，但中外学者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对破译这种死文字都感到束手无策。直到20世纪70年代，刘凤翥、清格尔泰等先生以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为突破口，才找到了一种真正有效的解读方法。这一方法可以归纳为：首先从契丹小字石刻资料中找出一些确定无疑的汉语借词，根据这些汉语借词可以为若干原字构拟出比较可靠的音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解读那些见于汉文文献记载的契丹语词，最后通过对已经释读的词汇进行分析，并参照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诸亲属语言，探索契丹语语音、语法特征和规律。这种方法的成功运用，标志着契丹小字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88)90年代以后，几乎是复制了同样的方法，并借助于契丹小字的研究成果，民族语文学界在契丹大字的解读上也有了重要突破。不过实事求是地说，运用汉语借词解读契丹文字的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有限，要想真正通解契丹文字及其语音语法规律，主要还得依靠对契丹语词的解读，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形见绌。相比之下，女真文字的解读则要深入得多，这主要是得益于明人留下的工具书《女真译语》，加上19世纪发现的《大金得胜陀颂碑》有女真字与汉文对译，对女真文字的解读也很有帮助。
    长期以来，辽金史学界与民族语文学界彼此十分隔膜：一方面，辽金史研究者大都不能掌握利用契丹、女真文字资料；另一方面，民族语文学家又未能向历史学家充分展示这些资料在历史研究方面的价值。以至于有不少历史学家直到今天仍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民族语文资料对于辽金契丹女真史研究似乎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其实，就契丹大、小字石刻对辽史、契丹史研究的潜在价值来衡量，若能对它们加以充分发掘和利用，其重要性恐将不亚于突厥语文之于突厥史、蒙古语文之于蒙元史。在汉文文献非常单薄的情况下，这些堪称第一手材料的民族语文资料给今天的辽金史研究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得预于此潮流者”，方能占领21世纪辽金史领域的学术前沿。
    傅斯年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就他对于史学发展的基本取向表达了如下见解：一种学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凡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便进步。(89)这段话前两句是强调材料的重要性，后一句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对于辽金史研究者来说，如能掌握和运用民族语文资料，无论是从“直接研究材料”或“扩张材料”的层面考虑，还是从“扩充工具”的角度而言，都必将成为“进步”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