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方学知识的一个特殊领域，西夏文本学于19、20世纪之交随着已经消亡的西夏语文字记录的发现而产生。追溯历史，广义的东亚，包括今天的中国，也包括日本和越南，从6世纪末起就令世界注目。自汉朝(公元前206-公元220)崩溃后，经过长期的战乱和动荡，最终所建立的新的统一国家--唐朝(618-907)，使东亚获得了文化与文明的统一，其中中国的汉字、佛教和儒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这一时期，唐朝周边地带相继出现和建立起了一些不同民族的政权或独立国家，如吐蕃、南诏、渤海国，以及一些传统的游牧国家，如突厥、回鹘、黠戛斯等。而同样地处东亚，势力日渐增强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一部分并不属于唐朝的势力范围。
    南诏与游牧国家吐蕃互为近邻，他们未曾深受中华文明的习染。因为，他们与日本、朝鲜，甚至渤海国不同，他们不仅把唐朝视为高度文明的近邻，同时也把它视为自己的敌人。
    唐朝在10世纪初崩溃后，曾经的一些“近邻”和“传统的游牧部落”随着契丹辽国(916-1125)、党项西夏国(982-1127)和女真金国(1115-1234)的出现而变得强盛起来。这些在中原国家日益衰落和崩溃的情况下建立的，意识到走“自我之路”的国家，其文化在所统治的范围内流传至今。早在突厥、吐蕃和回鹘时期，开始了为自己民族语言创立文字的实践：“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人们都喜爱它，而正是由于对自己语言的敬重才产生了对文字的渴求。”①由于排斥中国的汉字而导致了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的相继出现。不过这些文字基本上都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只是外形上存在一定的差别。后来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特别是蒙古人的入侵，导致他们的文字在19世纪末仅仅残存在于十几方石碑上。1909年П.К.科兹洛夫探险队首次发掘已经消亡的、废弃的哈拉浩特城(黑水城)山脚平地上的喇嘛墓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有手写和木刻印刷的、完整的西夏文献“图书馆”。②此后，人们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思考着西夏文字和文化的命运，并且深信，在契丹、西夏和女真三者之中，西夏抑或党项不可能成为某个不可解释的特例。当然，也有过一些非常广泛的、用金国时代契丹文和女真文以及其他民族文字书写的文献。这些文献，包括西夏文文献，尽毁于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蒙古人征服的战火之中(手稿未经判定即被烧毁)。黑水城喇嘛墓地西夏文献的发现，与其说是规律性使然，毋宁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接手这项研究工作的学者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仍然无法破解契丹文或女真文写成的文书的秘密。不过，在西夏文手稿中发现了几页用女真文书写的文稿，这意味着曾有过混写的手稿。
    但迄今为止，也只有这部分西夏文献支持着与已经消失了的10-13世纪文明有关的问题的研究。
    进行某种未知语言或研究不够深入的语言书写的文书的研究，首先要破解该文字所属语言系统的属性。在大量的党项(西夏)文书发现之前，西夏文字的属性已在石刻上得到确认(凉州碑和居庸关石刻)。早在黑水城西夏文书发掘之前，法国汉学家М.Γ.毛利瑟已经能够解读这种语言文字的深奥涵义。毛利瑟根据镇压义和团运动期间在北京郊区白塔附近得到的西夏文经书--《妙法莲华经》，判定这是一本汉文原本的西夏文译本。一位中国学者已部分地用汉字注解的方式，首先破译了几十个西夏文符号，还对其文字的性质(表意性)和语言语法(西藏缅甸语系)规则提出了非常可靠的见解。③所以，在西夏文字方面，也只有М.Г.毛利瑟以一个专业汉学家的水平进行过实质性的研究。
    П.К.科兹洛夫探险队从黑水城附近的喇嘛墓地发掘的文书运抵圣彼得堡后，А.И.伊凤阁从中发现了一本名曰《番汉合时掌中珠》的西夏语和汉语对音的字典(1190年)，④他利用其中大约一千个番汉对应的字符，解读了许多已经发现的西夏文献。但由于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层面解释西夏文字的实质，仅仅认为这是一种建立在汉字基础上的绝对真实的文字体系。因而，研究人员仍无法搞清楚西夏语文学者所使用文字的构成方法。
    自《掌中珠》字典发现后，便开始了西夏文本学的第一阶段--鉴别文本。首先校对从汉文翻译过来的西夏文书是否与汉文原本一致，在此基础上用对应的字符确定西夏文字的意义(或用汉语拼音标注)，并对字典内容进行补充。在这方面，不应该忘记伊凤阁教授。早在1918年前他就收录并编纂了3000个西夏字的字典。⑤可惜这部字典毁于国内战争的战火，从科学院出版社的档案内消失。不过，好像伊凤阁于1937年遭到逮捕时就没有在那里，从克格勃那里也证实档案里没有这个材料。后来罗福成、罗福苌、王静如、石滨纯太郎，特别是Н.А.涅夫斯基(聂历山)等都做过这项工作。应该指出的是，聂历山作为一名俄国的研究人员，正是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和卓有成效的工作才使东方学研究院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西夏学研究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果。这些成果后来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字典出版，甚至在聂历山死后还获得过列宁奖金。
    聂历山把同一时代的西夏文文书准确地区分为译自汉文和译自藏文的文书，以及西夏人按“样本”自己编纂的反映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文书(如字典、发音表、文件、法律等)。关于译自藏文的文书，所有的基础研究工作还有待将来。在这一领域，特别是关于12世纪下半叶藏传佛教流派形成，藏传佛教与当时西夏，中原佛教的联系，藏传佛教对西夏佛教的影响及结果等问题，正期待着研究者有重大的突破。但目前还没有可以深入从事这项工作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