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译自汉文的文书的研究，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进行得很顺利。这项工作的原理同汉文和藏文以及其他语种的佛经翻译工作基本上没有区别。不过，译自其他语种的佛经目前尚未发现，但有回鹘僧侣参与翻译活动的记录，这就意味着，有可能有译自回鹘语的文书和他们翻译梵文经书的信息。
    译自汉文的文书按照其内容可分为非宗教(世俗)文书和宗教文书。对于全部的西夏文书而言，还有很多尚待进一步发掘的内容，或许还存在道教、基督教(景教)文书，甚至可能存在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的经书，只是目前暂时还没有发现这类经书。
    译自汉文的佛经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判定经文和某些具有特别意义的经籍，翻译提要和确定翻译的时间等方面。在与流传至今的汉文佛经原本核对时发现，二者在结构(章节)上存在相似性，在某些内容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传播佛教的术语也同时译自汉语和藏语。通过与原本对照，对西夏语的词汇进行补充。在这一方面，王静如教授、西田龙雄教授曾进行过一系列的研究。⑥这些研究与敦煌汉文佛经的研究大致相同。也就是说，已经判明的11世纪-13世纪存在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佛经的全部内容，与现代中国《大藏经》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性。对于大部分西夏文经书的研究工作，很大程度上还有待于今后继续进行。
    鉴定出与汉文或藏文原本无关联的西夏文佛经至少可以得出这样两个重要的结论：一是这些经书(对于研究人员而言)的确译自汉文佛经，但汉文原本早已散佚，或是译自一些没有流传下来的汉文伪经。二是经文(如释义、注解、说明、讲道等)由某些西夏佛教徒创作，反映了他们对各种佛教经典经义的理解。因此，应该将这一部分佛经看成是佛教范畴内正宗的西夏作品。当然，甄别这些佛经也非常困难，这一领域的全部工作仍在进行。
    佛教内容的经书占全部西夏文手稿和木刻印刷书籍的80%-90%，其余将近20%的经书暂时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或大致的鉴定。显然，最后的也是最困难的：即便“发现”了部分汉字经书，如果尚不清楚，还需要按照佛教术语找到那些当时翻译时的原本；如果已搞清楚或原译本找到，应确定所研究经文每一片段的位置。即使对于敦煌的汉文经书，这也曾经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顺便说一句，对于残卷以及未完成的工作)。为及时完成这一工作，曾召集了大批的人。但只有熟练的佛教徒、《大藏经》(等同于译自藏文的文本，那时只有藏语原本)专家着手这项工作，才能事半功倍。
    这项工作的意义何在？是为了确定11世纪-13世纪汉文和藏文佛经传布的范围，寻找当时佛经和现代佛经的相似性和不同性。以及那一时代的意识形态，包括西夏国的居民情况。因为对于大多数西夏民众来说，佛教是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并不是像后人所赋予的那样，即对于我们今天有信仰的佛教徒以及那些正在研究其宗教信仰历史、佛教流派主要经义形成的人而言，这是非常神圣的经书。
    说到世俗(非宗教)文书，这种情况下译自汉文的文书就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回头看看西夏文译汉文经籍⑦和军事著作⑧，与汉文原本相比，立刻就会发现其中很明显的不同，有时是正文内容，而更多的是正文的注解。相较之下，这些西夏文经典的正文和注解，在今天都被认为是规范的和标准的。这在《论语》以及一开始就无人知晓的注解中曾出现过，虽然后来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献中找到了如今已失传的注本。⑨吕惠卿《孝经》注本久已亡佚，据说不久前在中国找到了。最后，应该提一下《孟子》的注解残卷，该残卷目前尚未鉴定。
    我们不会对每一个具体的情况都加以讨论，但西夏文献的确为中国文化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这或许不是西夏学家能回答的问题，即在宋代中国流行过哪些文献和注本？这些文献是附和当时时代的形势流传至今，还是与其不同？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及如何要选择有利于当时社会的标准文献？如果后者已成为宋朝统治者的附属品，那么又如何解释西夏翻译家们的选择？比如，如果排斥11世纪的宋朝，那么又如何偏爱较早的唐朝的传统呢？同样，在中国北方的女真族金国建立后为什么还与宋朝有着某种隔绝？由此，就引发了一些问题，一些由南部戈壁沙漠中遗失的喇嘛墓地文献中引出的问题。这对于西夏历史乃至中国文化史，都不是什么无关紧要的问题。
    在研究中也遇到了一些伪经，即那些显而易见是译自汉文的经书，但这些伪经的汉语原本已经不知去向。在这里援引不久前的一个例子。在整理一本还没有公布的文书时发现，其开头部分已经残缺，但结尾部分存在题名，但即使在阅读了《孔子和坛记》后，这个名称也很难搞明白。仅仅清楚的是，这件文书在讲述孔子如何与某个老翁相遇，内容大体与中国古代哲学文献中道家和法家一系列指责孔子及其学说的历史有关。该文书中孔子的反对者和胜利者--“老翁”，也许就是老子的一个化身。至于这一故事的作者，已难寻踪迹，但其中的主人公却被载入《庄子》第31章，文章标题是“渔父”。文中所描写的情节和主题思想都基本吻合，不同的是所描述的故事中人物的数目。西夏文书中是三个人：孔子、老翁、孔子的学生子路，而《庄子》第31章中是四个人：孔子、渔父和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毫无疑问，这篇西夏文书是该情节的另一版本，没有被列入《庄子》，在12世纪时还作为一篇单独的文章存在过。之后，该文失传，而保存至今的只有西夏文译本。这并不意味着这恰好是《论语》的西夏文注本。其原本在西夏文本公布之后已在福建省找到，或可能是吕惠卿的《庄子》注本，据说是在中国发现的，中国学者在各省大档案馆里查找，都没有找到原本和这篇文章。重要的和显而易见的是今天这篇文章已经失传，并不被人所知，西夏文译本的公布使人们回忆起了它，并促使人们在中国哲学文献中去追寻它的踪迹。
    中国文学使大部分西夏世俗文学的内容更加明朗化。如果没有具体的参照系，很难确定其来源。这在К.Б.克平发表中国百科全书(类书)西夏文《类林》(唐代和宋代的《类林》)的研究时就出现了，那时通过中国学者的努力才找到了散布在朝代历史和其他作品中的人物传记原本。⑩而事实上，仅从名称上言，他们是以西夏文书写的，但其译解则没有一个同义的汉文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