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词，可以有两层含义，一指中国帝制中期的赵氏王朝，另一指我国古代多民族政权并存的、公元10-13世纪的那一个历史阶段。目前学界所论之“宋代史”，似仍以朝代史为主要取向，且常不免以赵宋王朝史涵盖整个历史时期。不过近二三十年以来，随着“大宋史”之说的影响日渐扩大，努力从全局而非仅限于赵宋一姓的取向获得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本文所论，关注于作为历史时期整体的宋代。
    讨论宋代史有什么特殊意义？
    人类历史的演进就像一条长河，或平缓，或湍急。中国古代历史也一样。在进入帝制时期以后，历代都在不同方面呈现着自己的特色，其中尤为后代所敬仰、推崇的，首推汉、唐。其武功之显赫、疆域之辽阔、文明之昌盛，确乎值得后人为之骄傲。不过，两千年帝制时期的历史演化，不可能全然平缓推进，必然有迟疾缓急之差异，从而形成一定的阶段性。在其中的一些时期，历史“集聚”性发展，使得社会呈现与前一时期很不相同的特征，并深刻地影响着以后历史发展的路径，因此格外重要。这样的历史时期，往往就会被学者们视为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转折”意味，而予以特别的关注。宋代就是这样一个带有“转折”意味的特殊时期，不同历史解释体系于此似无异议。
    学界先贤对宋代历史地位的重要性，有过许多清晰的论述。(54)这样的“转折时期”，常常一方面总结前期的历史，另一方面又影响着此后历史发展的基本路径，因此理应占据独特的地位。这就是陈寅恪所说的“赵宋以降之新局面”。(55)不过今人关于宋代史的研究，似仍未能反映出其“转折”的全貌，体现出其重要性。曾有学者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今人轻视宋代史的历史原因，(56)时至中国经济起飞的21世纪，我们理应超越前人认识的局限，心平气和地重新评估宋代的历史地位。
    不过尤为学界所关心的，似乎还不在于今人对宋代历史地位的认识之不足，更多地还在于思索如何提高宋代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自20世纪末以来，不少学者撰文总结宋代史研究的成绩，表达他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期许与研究取向的意见。(57)总体看，以如何切实推进宋代史研究的水平，为学者们关心的重点。个中心理，称之为集体性焦虑，或不为过。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焦虑来自关于宋代史研究源源不断刊出的专文专书之庞大数量。近年来，每年刊出的关于宋代史研究的专文多在四五百篇，专书也不下三四十种，如何在数量扩张的同时提升研究质量，就成了压在不少学者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负。
    实际上，近年来在宋代史研究领域，已有不少学者在许多方面做出了相当有意义的开拓性工作，只是多被隐没在众多水平参差不齐的出版物之中，一时未能彰显产生引领性的影响，因此宜予阐发。下文尝试从论题与资料两个侧面，略述己见。
    一、论题
    如何发掘新的、有意义的论题，无疑是当今宋代史研究者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20世纪初以后受到西学影响，才渐次形成近代的学科体系，呈现越来越明显的社会科学化的趋势。所关心的论题，前后有不同的特征。大致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近代史学创立初期，虽已有一些时新的社会科学化的议题，传统史家的一些观察仍占相当比例。五六十年代，大陆学界在政治理论的影响下，热衷于讨论那些政治取向比较明显的命题，如庄园制与地主制、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等。80年代以后，宋代史研究复苏，前期的一些论题渐受冷落，尤其自90年代以来，因受西方新史学的影响日深，社会史等领域的论题日益受到重视。当前，学者们都在思索如何通过开拓新视野，采用新方法，以讨论新论题。麻烦的是，这种对新论题的探求并非总能得心应手。
    大体说，目前关于宋代史的研究有三类情况：一是基本按传统史学叙述的路径，以“讲清楚”史实为主要目的，如各种国家制度的阐释，人物生平介绍与评介，事件过程铺叙等等；二是延续前人--包括两宋时期人--观察这一段历史的一些归纳性议论，来展开讨论，如强干弱枝、崇文抑武、先南后北、积贫积弱、国用理财、田制不立、士风人心、忠奸清浊等等；三是借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将其应用到宋代史研究领域之中，如较早形成的一个重要论题是“经济重心南移”，此外如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民族关系、思想流派、商品经济等等，都是如此。近年来因受时势以及海外学术的影响，有一些时新的论题越来越流行，如基层社会、经济开发、城乡关系、士大夫（精英）政治等等。
    实际研究展开中，这三类论题当然不可能截然分离，而是相互交融，只是每一项具体研究各有侧重而已。客观讲，上述三类论题各有其意义所在，如传统的史学叙述，因其能厘清史实，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无疑具有长远的价值。只不过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积累，简单的厘清史实式的讨论，空间已越来越小，必须结合其他方式，才可能有所收获。
    相对而言，第三类论题在当前学界占有主导地位，今后宋代史研究的拓展，也必然主要表现在这一方面。近年来的一些研究，借用社会科学的分析工具与概念，讨论宋代史的问题，多有创见。如邓小南从观念与政治相互关系的角度入手，从“祖宗之法”这一关乎赵宋朝政的核心概念，讨论思想、制度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明显可见政治文化分析工具的影响。(58)黄宽重多年来致力于南宋地方武力研究，从议题看，似乎主要针对传统的“强干弱枝”说别出新见，但其受新史学影响，重视基层社会史研究的取向清晰可知。(59)在辽夏金史研究中借用现代民族学的分析工具，或在关于赵宋与辽夏金各政权关系的讨论中跳出传统的华夷观念，以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些基本概念（如“外交”）与分析工具着手讨论，已成常态。近来关于宋代社会经济的讨论，更多见借用一些流行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展开讨论，如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定理，几近泛滥。
    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之所以有助于史学研究，是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是一致的：一为现代人类社会，另一为历史上的人类社会。只是由于两者所涉及的时间段有异，且史学研究受存世资料的制约，所以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归纳提炼而成的、具有明确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一些假说与概念，不一定能完全应用于宋代社会的研究。如果不加辨别，盲目搬用，难免造成认识的错位。前面提到的带有明显政治化取向的论题之外，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近年来某些专文专书常将一些相当时髦的概念应用于宋代经济史研究之中，如市场化、城市化、开放型市场、外向型经济等等，却未能分辨这些概念内涵的特殊规定性与宋代社会的落差，不仅显露了历史学研究的思想贫乏，更有“趋炎附势”的嫌疑。
    因此，与当下时新的倾向稍显距离，本文愿意略多花一些笔墨，讨论一下前述之第二类论题，即依据前人关于宋代历史一些归纳性的观察来展开研究，或者可以称之为“旧题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