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史料
    比论题更重要的是史料，这也是常识。史料不仅是我们准确了解史事的基础，更在于发掘前人所未能了解的史事，大多能引发出有意义的论题。广征博引，认真研读文献，本来是从事史学研究题中应有之义，时至信息爆炸的21世纪，强调重视史料似乎更有了新一层的迫切性。
    黄宽重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宋史研究在西方学术冲击下，对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产生兴趣，试图以之作为建构及解释历史发展的因素。反之，对研读与理解典籍的训练，日益忽视，久之，对旧有典籍文献失去理解的能力”。随着社会环境日益产生异于传统的变化，研究者“对传统社会缺乏同情谅解的心情与能力。这一来，学者研究古史，在心境上，与欧美汉学家并无差异，历史研究成为纯学术的职业而已”。(68)这大概就是当今宋代史研究过于“社会科学化”的现象。
    由于存世文献的偶然性与零碎性，史料所反映的历史现象难免是局部的、片面的，甚或表面的。所以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充分认识史料的这种不全面性的前提下，鉴别它、解读它，尽力从局部与个案中，拼凑出触及事实真相的历史全貌，以期收到窥一斑以见全豹之功效。所以史料解读总不得不先于论题的构建。本文所谓“过于社会科学化”的现象，就指未能感悟特定时期的历史社会，只是借用于某些社会科学的方法与定理，论题在先，依据孤立的史料与表面的理解，来构建理论上的历史社会。
    目前学界的倾向之一，正在于过于社会科学化，“技术性”地分析史料，并试图以此来研究历史上的宋代社会。可是由于史料对社会实况反映的不完全性，技术性的分析常会产生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之误。计算机全文检索信息库的广泛应用，造成研究者易于广征博引，却流于表面，尤其忽略史料的整体文意，未能真正理解史料，加剧了这种“技术化”现象。社会科学式的分析方法强调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留有距离，以保持客观。这种职业化倾向更加强了社会科学式研究的技术性。更何况在这种分析中，常不免受现代社会（社会科学最多数范式之所产生的场所）意识形态的影响。
    人文学科式的方法有异于此。历史学作为传统“学问”最基础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的是读圣人之书，行圣人之道，内圣与外王合为一体。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讲，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不是分离的，而是合而为一。虽然从现代社会科学的角度看来，这种物我不分的状况必然会影响学者的客观立场，有着莫大的不利，不过它也有着社会科学方法所无法企及的长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物我一体，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浸淫其中，感悟其中，常能给零碎的历史信息补充一些至关重要的、背景性的历史场景，以达到真正理解史料的目的。当然这种对史料的感悟式理解，绝不应该凭空想象，而应该建立在对宋代社会整体把握的基础之上。
    涉及宋代史事的解读，还有一个特点，常常误导研究者。由于雕版印刷术在北宋时期开始普及应用，史籍文献被大量印刷，现今存世的宋代文献比其前代增加了不止数倍，这就使得大量在前代隐晦不显的历史现象，在宋代的文献中首次见诸记载。前后期历史信息的这种严重不对称性，常常使得研究者误以为那些历史现象在两宋时期首次产生，造成认识错位。
    笔者曾撰文质疑美国汉学界关于宋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些论点，(69)在范式推衍层面，见仁见智，或当别论，若就史实论证而言，本人仍以为它是对前后历史信息不对称认识不足的典型案例，不妨旧调重弹。
    近年来，美国汉学界关于两宋时期“地方社会”兴起的论点，发其端者为郝若贝(Robert Hartwell)，(70)主要支持者为其弟子韩明士(Robert Hymes)。韩氏的代表作《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71)首陈他自己的研究是对郝若贝关于中国帝制中后期社会转轨理论的一个实证与深化。简单讲，所谓“地方社会”兴起，指北、南宋之际，社会精英阶层的家族策略从此前的追求全国性政治地位为主要目标，转向巩固其在地方社会的地位，与国家“分道扬镳”，开始“地方化”。韩氏认为：“地方性被认为是南宋的新特征。精英们将他们的关注点从此前的全国权力中心以及追求高官位置，转向了巩固他们的地方基地，一种精英的‘地方主义’在社会观念领域也开始显现。”(72)若仅就两宋时期的儒土而言，相比于北宋时期，南宋应举人数大增，入仕门径日窄，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在仍然全力应举的同时，较多地考虑如何在地方上的经营，以使家族的事业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在理。不过若从整个帝制时期“会通”地考察起来，这就并非两宋一个历史时期的问题。
    在地方上具有垄断性的影响力，对于家族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常识，前人也必不肯有昧于此。在所有历史时期，只有极少数人才能人仕为官，多数“精英”则不得不一生困顿于地方。因此“地方主义”这样一种认识只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其他时期则否，不免使人疑惑。所谓两宋间“地方社会”兴起的假设，其前提必然是此前这个“社会”之未兴起，亦即地方完全由国家控制，从南宋时期开始，随着国家在地方影响力的衰退，精英家族才取而代之。这样的认识恐怕是与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些基本认识背道而驰的。
    韩著实证研究最重要的结论之一，是认为宋代抚州精英家族的婚姻策略从北宋到南宋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北宋时期倾向于形成面向全国的散发式婚姻网，到南宋转变为倾向于大多在本县范围内缔结婚姻关系。但是由于北、南宋之间抚州精英家族婚姻资料存在极大不对称性，韩氏其实无法论证他的实证研究有多大的可靠性，罔论说明抚州的案例是否具有普遍意义。被他列作例证的关于南宋时期抚州精英组织地方武装、参加公共工程、修建寺庙、抵制交纳赋税等等说明他们“控制”地方社会的现象，同样与北宋时期存在严重的记载不对称。韩氏自己也称“我们对北宋时期桥梁建造的情况近乎一无所知”，在水利工程方面，“（北宋）例证相当缺乏”。(73)但这却并未妨碍他通过征引现存南宋的记载，来得出国家权力在这些领域退缩、精英们进而控制这些领域的结论。韩氏之所以如此地勉为其难，因为舍此无以构建其关于“地方社会”的范式。这个范式的背后，恐怕就是西方社会史的中层空间说。
    实际上，如果我们能放宽视野“会通”地去观察，就可以发现，讨论宋代“地方社会”，关键不在于它是否从无到有地“兴起”，而在于其中主导阶层之更替。这个两宋间“地方社会”兴起的论说，大约就是本文所谓过于社会科学化的“技术性”研究之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