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探究的对象永恒不变，不同时代的人们却能从中得到不断更新的智慧，读史的魅力正在于此。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它的研究对象之恒定性，“传统”的观察往往总能够抓住特定历史时期某些比较显著的特征，在多数情形下，这些特征理应为历代读史者所关注。换言之，史学研究论题的拓展，有时并不一定采用以新论题扬弃旧论题的形式，完全另起炉灶。更常见的情形是以新的取向不断探讨“旧”的论题，史家见识之高低尽显其中。从这一角度讲，视角之“高下”--即能否透过表象观察到历史的真相--有时要比论题之“新旧”更为重要。
    所谓视角，指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观察角度。同样的一个研究对象，如果采用了不同的观察角度，就有可能得出与他人不尽相同的结果，“横看成岭侧成峰”，这是常识。前文提到的引入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些分析工具，也可以理解成采用新的研究取向，以期得到与传统的以制度阐释与道德褒贬不尽相同的、新的观察结果。例如对于传统史学中占主流地位的人物研究，就不应仅仅限于以往的评判研究对象的功过与品行，以期得出“值得肯定”或“应该否定”的结论，而是或借助于社会学的分析工具，考察其所代表的社会阶层，或从“长时段”的取向分析其行为的历史影响，或依据社会心理学的方法，讨论其行为的心理动因等等。因为史学的任务不在于评判历史，而在于理解历史。另一方面，我们仍应该坚持传统史学的一些有意义的观察方法。在历史学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学术领域，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味的唯新是崇。古人的一些经典论述，如观察历史的“会通”之说，起码在本人肤浅的理解中，与新史学所强调的“长时段”观察方法，实可谓不谋而合，具有长远的意义。只不过我们也许还可以对前人旧说略作补充：治史者不仅需要有通古今之变的深邃洞察力，还需要具有对社会不同层面的复杂现象的综合分析能力，亦即所谓“会通”，或许可以理解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视野的拓宽。
    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宋史中有一些突显的现象，如多民族政权并存、经济与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思想文化领域新气象的形成、赵宋政权文官制度的发达与武功之不振、民变之相对平和、南方地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地域格局的变化、城市新面貌的形成等等，是任何观察者都不能忽视的。论题虽旧，其命弥新，要之在于论者的眼光之独到与深邃。
    下文略举两例：
    其一，关于北宋初年经略燕云地区的努力及其失败的历史过程，无疑是一个十分“陈旧”的话题，经学者数十年的论说，已经形成了一系列近乎不言而喻的定说，如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崇文抑武的取向，以及宋军与辽军之间步骑不敌的兵力对比等等即是。近年来所见相关出版物，议论不出这些陈说的窠臼。2003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曾瑞龙遗作《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一书，运用大战略的架构，以跨学科的整合研究视野，来重新讨论10世纪初的宋辽战事，就提出了许多相当新颖的见解。例如关于宋辽军事力量对比中的“步骑不敌”问题。针对这一草原文明和农业文明在兵种上的差异，自秦汉以来，古人即已形成了相应的军事信念。《经略幽燕》却指出：在鼓吹兵种差异的同时，也需要避免简单化地认为单凭一个兵种即足以赢得战争的看法，“有必要具体地探讨骑兵如何击败步兵的过程和手段”。（第15页）这里就涉及步兵如何配备多兵种编制，应用各种具技术对抗意义的兵器以及如何保护侧翼及粮道，来抵御骑兵的进攻；同时，骑兵也需要应用大量的间接手段，而不是仅凭简单的正面冲击，来冲溃步兵。因此，“整个立体架构的战略分析变成不可避免”。（第16页）通过这种“立体架构的战略分析”来观察宋辽间的历次战役，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中间还存在如此幅度的讨论余地。此外如关于“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关于宋初的战略文化等等，此书都不仅展示了认识宋初战争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在研究方法论层面上给学界以刺激。
    其二，不同于唐代辽阔的疆域和因民族融合而呈现的“胡化”风貌，长期以来，宋代文化以其精致、收敛、内向，(60)而有“保守”之名，经过学界长期的“絮叨”，这差不多已经成为民众的常识。比较显著的，如在服饰文化方面，与盛唐时期女装之袒露与华丽相比，宋人服饰的“拘谨保守”似乎表露无遗。不少专文专书更将其归因于理学的影响。(61)但如果我们转换视角，不再局限于唐、宋间服饰特征的这种简单对比，而是将眼光稍放长远一点、宽广一点，就会发现这种将服饰之袒露与内敛、等同于文化的开放与保守的简单的思维方式，距离历史真实颇远。至于将服饰“保守”归因于理学的影响，更是出于想当然。朱瑞熙就曾指出，朱熹从未提出过服饰复古的主张。(62)2007年，王雪莉刊布《宋代服饰制度研究》一书，专题讨论这一问题。(63)坦率讲，此书只是一个相当初步与简单的叙述，但其讨论的视角仍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例如此书从幞头、圆领袍衫、革带、靴四部分论述宋代的公服，认为它们表现了唐人的常服在经过一系列改进之后，成为宋代官员的礼服之一种--公服的过程。若进一步追溯，唐人常服很大一部分，如圆领袍、革带、靴等等，则都属沈括所谓“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之一端。(64)由此可见，自唐代以来胡汉服饰交融的历史进程，到宋代不仅并未中断，而且更从民间常服深入影响到了官员的公服。再进一步，“综观整个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历史，汉人本来就不崇尚袒胸露肩，唐以前及后世皆如此”。（第196页）可以说唐代女子--主要是贵族女子的袒装是整部中国服饰史中的特例，而宋代服饰之质朴、淡雅，恰恰是中国传统服饰的常态。从盛唐时期的“士女皆竟衣胡服”，(65)到文、宣之间白居易作《时世妆》，讥讽“元和妆梳君记取，髻椎面赭非华风”，可知当时的服制，就已悄然向汉民族文化本位回归，非独至宋代而然。另一方面，宋代服饰文化也并非如论者所说，全无创新。恰恰相反，宋代在礼服的推陈出新、常服的礼服化、异族服饰文化的影响以及民间追求时尚的奇装异服之各不同方面，无一不反映着其文化的创新能力。由此可见，只要我们转换视角，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拓宽视野，就有可能使一个看起来陈说相因的论题别出新意。
    此外，即如前述的第一类论题，例如传统的制度阐释，如果能转换视角，拓宽视野来考察，也未始不能得到新见。笔者此前讨论宋代的地方财政制度，如果仅按传统方法，在国家诏敕格令所规定的视野内阐释制度内容，余地实在有限。但在转换视角之后，从法令层面的制度内容转向它的实际落实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变异，就发现研究的空间超出了原先的想象。这就是笔者所谓的制度“地方化”过程。(66)邓小南提出要研究“活的制度史”，(67)用意当也在于此。当今社会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视角转换显然更加贴近了历史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