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中后期的结社，学界的研究成果可谓蔚为大观，其中代表性的成果主要有谢国桢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①陈宝良的《明代的社与会》、②何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及《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③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④这些论著特别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明代的社与会》都用较大篇幅深入阐述了晚明文社的舆论作用及其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其中《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曾谈及文社与书商的关系：“那时候对于社事的集合有‘社盟’、‘社局’、‘坊社’等等的名称。‘坊’字的意义不容说就是书铺，可见结社与书铺很有关系。说起书坊来倒是很有趣的故事。原来他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文章，因此那应时的制艺必须要刻版，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却与书坊店里作了一批好买卖，而一般操选政的作家就成了书坊店里的台柱子，因此一般穷书生也可以拿来作生活维持费。”[1]拙文《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⑤亦稍稍涉及文社与书商的关系。但是，谢国桢的著作和拙文都没有对文社与书商的合作及其影响展开进一步论述。迄今为止，罕见将文社和书商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以文社和商业出版为切入点探讨晚明话语权之争和社会空间兴起更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空白。实际上，晚明文社与商业出版的关系特别密切，正是因为商业出版的繁荣，因为书商的介入，文社才通过选文、著述等使其思想得到广泛传播，拥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从而促进了社会空间的兴起。
    晚明时期，图书的市场化程度大大加强，以书坊为主体的民营出版业空前繁荣，笔者将这种以书坊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以赢利为目的的包括创作、编校、印刷、发行和购买在内的图书制作和传播活动称为“商业出版”。在出版史的研究中，很多论著都涉及晚明的商业出版，但专门从事晚明商业性出版研究者很少，而且既有的研究大都着眼于编辑出版学的视角，缺乏历史的关照。从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视角研究出版史，西方学术界远远走在了我们前面。近些年来，中国商业出版史尤其是晚明商业出版史开始进入西方的学术视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周启荣的《现代化早期中国的出版、文化与权利》，⑥引入文化权利、公共领域等概念，对晚明中国的出版与社会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是一部探讨晚明商业出版与社会变迁的专著；英国剑桥大学约瑟夫·麦克德莫特的《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⑦对1000-1800年间中国图书的生产、发行、阅读和流传以及图书的销售和市场结构等进行了探讨。由于两种语言文字的隔阂，西方学者的研究大都偏重于宏观的阐释，资料的原始性也很不够，缺乏严谨的考证，但其将商业出版与思想文化和社会变迁联系起来，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无论是文社，还是以书坊为主体的商业出版，都与晚明社会变迁、社会转型有着极大的关联性。晚明社会转型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既有的研究成果异常丰富，从不同侧面论证了晚明的社会转型，但迄今为止，除陈宝良在《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谈到“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⑧并将其作为“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容外，鲜有学者论及转型何以可能、转型的驱动力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回答部分学者关于晚明社会转型是否存在的疑问。将文社和书坊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以文社和商业出版为切入点探讨晚明话语权之争和公共空间兴起，可以揭示晚明转型的内驱力，从而深化晚明社会转型的研究。
    本文正是立足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将书坊和文社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揭示二者的互动对晚明话语权的变迁以及公共空间兴起的驱动作用。⑨本文所说的文社，主要是指像匡社、几社、豫章社、复社这类明确称“社”的文人组织；此外，明代讲学活动非常兴盛，而各种讲会基本上都是以一个或几个主要人物为核心的定期或不定期的活动，而且成员大体固定，像公安派、竟陵派等，其成员也都经常举行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文会，笔者认为，这类学术共同体具有准文社的性质，因此他们与商业出版的关系亦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一、晚明商业出版业和文社兴起的共同背景
    秦汉以降，直至明前期，中国政治的总体趋势是专制统治日趋加强，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操控一切，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都极其有限。但明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市镇的兴起，这种政治统制一切的现象开始有所改变：市场和以市民阶层为主体的社会因素在潜滋暗长，专制统治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皇帝的权威亦因此受到削弱。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去世后，皇帝怠政，“官曹空虚”，客观上使专制统治进一步松动，“非君”思潮亦由此产生。“非君”思想虽然由来已久，但是在明朝以前，这种思想只是存在于个别思想家的著述中，不具有普遍性，还不能称之为“思潮”。晚明社会的“非君”思想却不同，它不仅存在于相当一批思想家的思想中，而且还衍化成士大夫的政治实践和民间的社会舆论，已经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对于晚明的“非君”思潮，刘志琴和商传都有过深入论述。刘志琴认为晚明涌动着一股“席卷社会的非君浪潮”，她指出，在万历时期，批评、抨击甚至怒骂皇帝的奏疏连篇累牍，“仅在《神庙留中奏疏》所见就有数十篇之多，载于《明史》的也屡见不鲜”；“在朝的大僚是如此，在野的士大夫更是肆无忌惮……讥评朝政更是到了街谈巷议的情景”；“像这样抨击君主成风，直闹到街谈巷议，连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攻击当朝，这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2]商传也认为，晚明的“非君”思想“与少数精英们的‘非君’有所不同，晚明开启的是一次自下而上的‘非君议政’思潮。……明人的非君思潮已可随见于言行之中”。[3]君主专制的松动和“非君”思潮的产生，为文人讲学和结社提供了比较宽松的政治环境，这种宽松的环境无疑也为出版业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对出版业来说，晚明基本上属于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
    除了政治思想因素外，出版业的发展以及文社的兴起还与明代教育的发达特别是科举制度的鼎盛有直接关系。为了加强社会教化和思想控制，明代大力发展教育，广建学宫，基层城乡普遍设有社学(除此之外，还有私塾和宗族成立的义学、乡学)；县、府则设有县学和府学；南北两京则有国子监。不仅学校体系比较健全，明代还放宽了入学资格的限制，本地官员军民子弟中“端重俊秀者”皆可经童生试进入府州县学。明中后期科举制度也达至鼎盛，科举考试成为选拔官吏的最重要的途径，也是比较公平的选官制度。学校和科举的发达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学欲望，由此导致了求学人数的激增。仅上海县崇祯七年的“应试童生不下二三千人”；[4]根据顾炎武的估计，明末全国生员“不下五十万人”。[5]求学人数的激增造就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士人群体，同时也进一步加大了科举竞争的压力。另外，明中后期科举制度虽然达至鼎盛，录取人数也有所增加，但与规模日益庞大的士人群体相比，乡试和会试的录取率却呈逐年递减的趋势，根据郭培贵的统计，“成化至嘉靖年间，乡试录取率平均在3.95%以下，隆庆以后更降至3.1%以下”。[6]这就意味着绝大部分士人将不能进入官僚队伍，由此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以生员和落第士子为主的底层文人阶层。同时，晚明商业的空前繁荣，造成了士人特别是底层文人的整体贫困化趋势，⑩很多底层文人已经不可能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面临着生计问题。明中后期，这些士人很大一部分被裹挟进商品经济的大潮，于是出现了“弃儒从商”和“亦商亦贾”的较为普遍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