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时期，文社选文刻书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明末清初的吕留良就曾指出：“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19]可见，时文的编选和出版并非文社成员的个人行为。很多文社都有组织地进行时文编选和出版活动，他们通过与出版商的合作，有计划、连续性地推出了大量的时文选本，如崇祯二年在复社组织的尹山大会上，举行了征文活动，“按目计之，得七百余人……计文二千五百余首”，[20]这就是《国表》初集。此后，复社又组织了几次全国性的大会，每次大会的一项主要活动就是征集时文，参加者除江南士子外，北方省区甚至“秦、晋、广、闽，多有以文邮致者”，[21]《国表》也因此先后共刊行了6集，一度成为复社的连续性出版物。《国表》汇聚了一大批时文选家，“名魁鼎甲多出其中，艺文俱斐然可观，经生家莫不尚之。金阊书贾，由之致富。”[22]由此可见，《国表》是当时极为畅销的举业用书。崇祯三年，复社的骨干成员吴应箕、陈贞慧等“大会复社之士张溥等于金陵，又与同里刘伯宗始举国门广业之社”，[23]崇祯六年、九年和十二年，又先后三次聚会于金陵。国门广业社也是积极利用结社来组织文章编选和出版活动，“裒诸聚者之文而刻之，其不在此聚而素为此聚之徒者犹之聚也，于是并其文而广之”，[24]这就是《国门广业》。《国表》与《国门广业》“俱纸贵国门”。[25]几社也积极组织征文和刊刻活动，崇祯初年开始以《几社会义》为书名选刻社员的八股文，到崇祯十四年，共刊行了五集；崇祯五年，几社又征集了这一年其成员所写的八股文，编成《壬申文选》，由小樊堂刊行。与《国表》相比，《几社会义》最初影响还非常小，但是，崇祯三年几社核心成员彭宾、陈子龙乡试同榜中举，几社因此名声大噪，《几社会义》亦因此开始畅销。几社创始人之一的杜麟征之子杜登春曾写道：“《国表》初刻已尽合海内名流，其书盛行，戊辰之房稿莫之与媲。《几社会义》尘封坊间，未能大显。至庚午榜发，卧子、燕又两先生并隽，而江右、福建、湖广三省贾人，以重资请翻刻矣。”[26]三省书商以重资请翻刻固然反映了《几社会义》的畅销程度，但更重要的是它与前文所述“金阊书贾，由之致富”一样，体现了商业出版环境下文社和书坊之间的良性互动。类似文社和书坊互动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崇祯四年会试，复社成员吴伟业中会元，“故事，新进士刻稿，皆房师作序。是时天如(张溥，字天如--引者注)名噪甚，会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鉴定’出名”，这种打破常规的做法显然源于书坊和复社首领张溥之间的心照不宣：书坊欲借张溥的名声增加图书的销售量，而张溥也借出版物进一步扩大自己及复社的影响。正因为有书坊的积极参与，所以当房师李明睿“大怒，欲削伟业门人籍”时，吴伟业等人才得以“诿之书肆”。[27]在编选刊刻时文的活动中，很多文社都有专人负责文章的接收和邮寄，复社就是如此：“当天如之选《国表》也，湖州孙孟朴(即孙淳--引者注)实司邮置，往来传送，寒暑无间；凡天如、介生游踪所及，淳每为前导，一时有孙铺司之目。”[28]复社对选文活动的重视由此可见，这也说明文社的选文及出版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
    明中后期，不仅复社、几社与书坊合作进行有组织的时文编选活动，其他大大小小的文社也都如此。当时，基本上每个文社都刊刻社稿，如万历年间，南京的青溪社“每月为集，遇景命题，即席分韵……前会录诗若干，刻之，命曰《青溪社稿》”；[29]杭州的芝云社“裒其社所为时义，将付之剞劂者，以志其一时遇合之盛”，[30]这就是《芝云社稿》；大戈山房社也“刻其时文而布之”；[31]羊城偶社“临场有作，作辄佳汇而刻之”。[32]
    在文社的带动下，各种形式的时文编选和刊刻活动空前兴盛起来，时人沈宗正就曾总结归纳了五种时文编选方式，有社选、征选、房选、小选、合选，并对各种编选方式的优劣进行了评判。[33]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明末时文的编选和刊刻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时期，很多文社不仅致力于举业用书和诗文的编纂、出版，而且有的还刊刻了大量通俗文学作品，如汤显祖与姜鸿绪等在临川组织结社，“著作日富，四方征文者屦满户外”，[34]其《牡丹亭》最早就是由金陵书坊文林阁刊刻，此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35]整个晚明时期，牡丹亭至少有14个刻本，其中大都是书坊刊刻。再如冯梦龙曾参加春秋社和韵社，万历四十八年，应韵社之邀，他编辑出版了《古今笑》。(16)《古今笑》出版后，市场反响应当不错。因此，崇祯年间苏州书坊主叶昆池又重新刊刻，并将书名改为《古今谭概》。
    有的书商本身就是文社的成员，如陆云龙、陆仁龙兄弟都曾参加过文社，他们在杭州开设书坊，是晚明著名的出版商。天启、崇祯年间，陆氏兄弟的峥霄馆刊刻了大量图书，可考的就有近30种，主要有《皇明八大家集》、《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型世言》、《钟伯敬先生选注四六云涛》、《翠娱阁评选行岌必携》、《翠娱阁评选张侗初先生小品》、《翠娱阁近言》、《翠娱阁评选明文归初集》、《翠娱阁评选明文奇艳》、《翠娱阁评选钟伯敬先生合集》、《魏忠贤小说斥奸书》、《辽海丹忠录》等。除了陆氏兄弟和陆云龙之子陆敏树外，同社文人丁允和、何伟然等也都参加了这些图书的选文、编纂或校订工作。丁允和、何伟然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中，都自称“社弟”。[36]除了为峥霄馆编纂图书外，何伟然自己也以梨云馆为号从事图书的刊刻工作，曾于万历四十五年刊刻《梨云馆类定袁中郎全集》。从陆云龙、何伟然等人的活动中可以看出晚明亦社亦商的现象。
    其他各种准文社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商业出版活动中，推出了大量的图书，这一点后文再做进一步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