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可见，围绕李贽、公安派、竟陵派等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学术共同体”的组织，这类自组织行为同样增强了士人的社会资本，同时还孕育了启蒙思想，而商业出版则使启蒙思想广泛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商业出版是晚明启蒙思潮的催生婆，文社、书坊及其二者的合作共同推动了启蒙话语的兴起。
    无论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道统之争、文社和官方以及各文社之间的文统之争，还是启蒙思想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其实都是对话语权的争夺，但是这些争夺都未超越精英话语的藩篱。(19)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化不仅难登大雅之堂，而且被摒弃在历史叙事之外，但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的力量，以城镇手工业者为主的市民阶层开始进入历史叙事。反映市民阶层生存状态和生活情趣的通俗文学读物的大量出版实际上就是市民阶层的自我言说。晚明的世情小说大都取材于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其创作者大都是基层文人，他们与市民阶层有着直接的接触，而且大部分基层文人本身就属于市民阶层，因此他们最了解市民阶层的心理和情感诉求，他们创作的通俗文学作品自然就反映市民大众的生存状态、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在晚明的世情小说中，英雄豪杰、帝王将相、正人君子这类精英人物被拉下文学的殿堂，取而代之的是包括手工业者、商贾小贩甚至是烟花炉女、市井无赖、尼姑和尚在内的普通市民阶层，笼罩在传统文学作品中的道德说教、价值取向、人格理想的氤氲也渐趋消散，代之以毫不掩饰地追求物质享受、男欢女爱的世俗气息，这就打破了精英文化中“文以载道”的诗教传统，文学成为满足市民阶层休闲和娱乐以及追求感官刺激的消费品。这昭示着市民阶层开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通俗文学大量出版的同时，像《万事不求人》、《四民便览万宝全书》之类的日用类书在图书市场也是大为畅销，而且很多都是多次再版。日用类书的大量出版使民间知识、民间文化进入公共传播领域。
    四、商业出版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这里所讲的公共空间，意指不受(当然是相对意义上的)国家权力统制，与政治的、经济的领域相对应的，具有自发性、自组织性的各种“社会的”场域。公共空间同时也是公共舆论自主生成的场域。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受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启发。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一文中对“公共领域”做了界定：
    所谓公共领域理论，我们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每一次私人聚会、形成公共团体的谈话中都有一部分公共领域生成。然后，他们既不像商人和专业人士那样处理私人事务，也不像某个合法的社会阶层的成员那样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当公民们以不受限制的方式进行协商时，他们作为一个公共团体行事--也就是说，对于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有聚会、结社的自由和发表意见的自由。[54]在哈贝马斯这里，公共领域是指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域，它由三个要素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众媒介和公共场所。[55]
    对于哈氏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但正如许纪霖所言，“作为一种高度抽象的理想类型，公共领域的理论可以‘跨文化’”，“成为一个普遍有效的分析概念”，“概念的有效性必须得到经验事实的支持，并且通过跨文化的历史比较，看看同一个公共领域的事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呈现出不同的特殊性面貌的”。[56]笔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借鉴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晚明社会的经验事实，探求晚明是否存在一个“公共空间”。
    由于文社的兴起和商业出版的发达，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三个基本要素已经开始在晚明社会萌芽，特别是已经形成了“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这反映了晚明时期，与政治的、经济的领域相对应的“社会的”场域渐趋形成，因此笔者将其称作“公共空间”。
    如果话语权被极少数人垄断，自然就会形成话语霸权，握有话语权者就会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以自己的标准来裁量一切，用强权谋求思想和行动的一致，这样整个社会就会缺乏活力，就不可能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公共空间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明代以前及明前期，官方垄断了一切话语权，特别是宋元以后，代表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长期居于霸主地位。程朱理学将孔孟的学说教条化，将儒家的道德至上主义推向极致，用“天理”来裁决一切，将孔孟的只言片语当做“千万世之是非”。[57]
    文社的兴起、商业出版的发达以及二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促进了公共空间的形成。在传统社会，每个人都是分散的个体，一般不去关注外面的、与自己无关的世界，根本无法和自己生活范围以外的人沟通，更谈不上存在与政治的、经济的领域相对应的“公共空间”。但是晚明时期，借由商业出版而形成的大众传播改变了传统社会老死不相往来的闭塞状态。通过时事小说、邸报等的传播，分散的个体之间，已形成一个“共享”的“信息世界”。虽然，每个个体可直接接触到的生活范围仍然十分有限，“但借由各种方式传播的‘消息’，使他们能够接触到个人生活领域之外的人和事，他们共同‘知道’了某些‘耳闻’而非‘目睹’的人事，换言之，信息的传播在现实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参观’--参与、观看--的效果，他们将特定的事件转化成‘新闻’，而‘个别事件’一旦成为‘社会新闻’，就表示它已经由其既有的特定场域移植于另一个公开的场域，成为社会大众观看、评论的对象。从而分散的个人可能在这些‘社会新闻’上连接起来，这种联系才使得‘个人’有凝聚成‘公众’的可能”。[58]
    如前所述，晚明结社之风盛行，社员经常定期或不定期地举行集会，或讨论时事，或切磋文章技艺，他们的这种活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不受国家官僚机构的干预，他们自由地裁量人物，臧否时政，其间不乏理性的沟通，文社因此成为各种社会讯息和意见的集散地，形成了对公共事务争论的公共场域。对于晚明存在的这种公共空间，西方很多学者也有相同的认识，如美国学者玛丽·兰金(Marry B.Rankin)指出，“从晚明时期起，公共领域就开始不断而缓慢地在中国发展起来”，“在晚明时期还有其他公众示威，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初期更相似，包括城市政治辩论、学者对独裁政治和官僚体制的批评以及与东林书院和复社相联系的文人学士圈子中的改良主义议论”。[59]
    晚明以结社形式存在的“公共空间”之所以形成，文社讨论的话题之所以最后汇聚成公共舆论，并对时局产生一定的影响，是与商业出版这一新兴媒介分不开的，而且很多情况下，这种结社是以商业出版为纽带的。首先，文社经常组织征文活动，这种征文活动本身就属于商业出版行为，而且有书坊主的参与，最后都会以出版物的形式进入大众传播领域，从而影响当时的社会和政治舆论。无论是艾南英的豫章社还是陈子龙的几社、张溥的复社，都刊刻了很多图书，而且这些图书对当时的舆论影响都很大。社团成员有些活动有时也由书坊主安排，在《桃花扇》中，复社成员陈贞慧说：“社友陈定生、吴次尾寓在蔡益所书坊，时常往来，颇不寂寞。”[60]侯方域亦曾来蔡益所书坊与陈定生、吴次尾聚会，三人都是复社的核心成员，南明时阮大铖大兴党狱，逮捕复社成员，“罪责”之一就是他们“在蔡益所书坊结社朋谋，行贿打点”。[61]明末文社的这种“公共空间”性质不仅以商业出版为纽带，而且借由商业出版而产生强大的舆论力量。可以想象开在南京最繁华的三山街的蔡益所书坊，天天接待无数全国各地的顾客，复社的各种活动、复社的文学和政治主张通过书坊散播出去，蔡益所刊刻的由复社成员编纂的时文更是传遍天下。在这里，书坊不仅是信息的制造商，而且成为一个公共信息传播的中转站。
    像复社、几社等“公共空间”，既是文学性的，同时又是政治性的。除此之外，其他各种性质的结社也很盛行。以袁氏三兄弟为核心的公安派就经常组织结社，他们在家乡公安、两京和吴县先后组织了37个规模不等的社。(20)这种结社对于促进公安派思想在全国的传播具有重要作用。而与公安派有密切关系的袁无涯有系统地刊行袁宏道等人的著作，则进一步扩大了公安派及其社团的影响，促进了其文学共同体的形成。
    明中后期，很多最底层的文人也都组织结社，其中有些文社也是积极参与商业出版活动。万历时期，在南京就存在一个以书商王世茂为核心的社交群体，这个群体的成员大都是最底层的文人，其核心成员有王焞、虞邦誉、张一中、刘养聘等，共40余人。他们为了生计或举业，长期寓居南京。王世茂是江西金溪人，在南京以车书楼为号刻书校书；王焞，安徽人，天启年间以岁贡任旌德训导；虞邦誉和刘养聘都是安徽繁昌人，其中《繁昌县志·艺文志》中称“山人刘养聘”。这些人在万历年间经常有书信往来，还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聚会，或谈文论道，或饮酒品茶，或纵情山水。刘养聘曾在给王世茂的信中谈到“中秋前一夕邀同社玩月”；[62]虞邦誉曾作《与社中诸子》。[63]由此可以确定，他们也曾组织过结社。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王世茂以车书楼为号编纂刊刻了大量的图书，仅流传到现在的就达30余种。王世茂、王焞、虞邦誉、张一中、刘养聘等都曾不止一次参与过这些图书的编辑和校注，很多书中还都收录了他们的信札。与其他文社不同，车书楼群体中的成员大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下层文人，他们的结社活动更多的是出于私人雅好，“公共性”、“社会性”似乎不是很强，但是经由这些图书，低层文人的生活方式进入公共传播领域。从这个意义上看，这类文社或社交群体也促进了晚明公共空间的兴起，其中商业出版起了媒介和催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