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晚明文社与书坊合作背后的话语权之争
    各种性质的结社将分散的士人聚合成一个个有着共同目标的群体，体现了士人的自组织能力，(17)从而增强了士人的社会资本。而商业出版又进一步为士人群体赋权。所有这些都增强了士人的话语权。
    狭义的话语权是指主体所拥有的说话权，广义的话语权指福柯和布迪厄所说的“权力话语”、“权力语言”，“话语权的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权力的比较，是一种权力的权衡，所以每一次话语的表达都被视为一次权力行为。而且这种话语的表达抑或权力的行使都具有一种倾向力并对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37]根据话语权理论，文社与书坊主合作进行时文编选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对话语权的争夺。明前期，商业出版还不甚发达，科举考试用书绝大多数都是官刻，是政府主导的。政府刊刻这类图书的主要目的是引导士子们遵循官方的意识形态亦即程朱理学为文行事，还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商业行为。相应地，在明前期的科举考试中，官方几乎垄断了一切话语权，考官对文章的评价标准和阅卷录取工作有着绝对的主导权，“文章之权在上”。[38]但是，到正德、嘉靖年间，随着阳明心学的广泛传播，程朱理学的垄断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官方意识形态亦因此开始分化，由此引发了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之间的话语权之争。相较于万历以后，正德、嘉靖年间商业出版和流通还不是特别繁荣，这时的话语权之争主要依靠讲学。到了隆万年间，商业出版达至鼎盛，除了讲学之外，商业出版成为话语权之争的一个主要阵地。以坊刻为主体的商业出版的繁荣使出版业初步具有了大众传播的性质，自发言论、自律的公共场所由此得以形成，商业出版因此成为各种文社和学派争夺话语权的公共场域。早在嘉靖年间，深受阳明心学影响的袁黄就编纂出版了《荆川疑难题意》、《四书便蒙》、《书经详节》等举业用书，其中《四书便蒙》和《书经详节》“大删朱注而略存其可通者”。借助商业出版的力量，这两部书很快就“遍传天下”，“家家传习”。[39]万历年间，书坊又重版了这两部书，并将其分别更名为《四书删正》和《五经删正》。整个隆万年间，袁黄编纂、由书坊刊刻的科举考试用书可考的就有十余部，这些举业用书中大都渗透着阳明心学的思想，而且“天下士传诵”，“令都市纸增价”。[40]这类图书的广泛传播无疑对程朱理学的话语霸权形成了挑战。固守程朱理学的卫道士们斥责袁黄“妄批削四书、书经集注”。[41]虽然在程朱派的压力下这两部书遭禁，但商业和大众传播的力量必然会冲破官方对话语权的垄断，结果袁黄编纂的举业用书“禁之愈严而四方学者趋之愈众”，[42]阳明心学因此扩大了话语权。
    对话语权的争夺大大动摇了程朱理学的意识形态霸主地位，但是直到万历年间，这还只是官方内部的话语权之争，是阳明心学和程朱理学争夺主流意识形态霸主地位的道统之争。天启、崇祯年间，情况就截然不同了。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一些知名的时文选家和各种文社开始有意识地与书坊合作，进行有组织的时文编选活动，他们大多是民间或在野的士人，但是在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分化的情况下，借由商业传播的力量，他们却掌握了话语权，拥有了操控舆论的力量。他们也有意识地借助编选和评点时文来影响科举考试，甚至操纵“选政”。很多文社的时文选本，其权威性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官刻的程墨，由此形成了“文统在下”和“行稿社义与程墨争道而驰”乃至“时义敢于侮程墨”的现象。[43]对此，时人陈弘绪认为天启、崇祯年间“选者之权遂足以夺主司之势”；[44]徐世溥也指出明末由于有司“取舍失当，是非纰缪，主者之尺度不足以厌服天下，于是文章之权始在下”。[45]“文统”、“文章之权”实际上就是话语权。明末文社及其成员操控“选政”的例子很多，复社就通过编选和评点时文左右当时的舆论，使其很多成员得以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张溥甚至一度还能决定考生的等级，“春秋两闱，天子徒然分遣座主，而孰元孰魁，孰先孰后，庶常(指张溥--引者注)已编定无遗人矣”。[46]张溥的名声因此享誉全国，以致“为弟子者争欲入社，为父兄者亦莫不乐之子弟入社”、[47]“一时奔竞者多归之，门生有七千人焉”。[48]
    除了文社与官方之间，文社与文社之间以及文社内部也存在话语权之争，以艾南英为首的豫章社与复社、几社之间就通过编纂出版包括各类时文集在内的图书，就宗秦汉还是宗唐宋等问题展开辩驳，甚至互相攻击，这实际上也是话语权的争夺。艾南英编纂刊刻了《前历试卷》、《戊辰房书删定》、《明文定》、《明文待》、《今文待》、《增补文定待》、《四家合作摘谬》等十余部时文集，复社和几社编纂刊刻的时文选本更多，而且更有组织性，这一点前文已有论述。在《戊辰房书删定》中，艾南英批判张溥编选的《表经》和另一复社领袖周钟编选的《经翼》，称二人为“文之诲盗者”。[49]复社成员张自烈则选刻《文辩》，反驳艾南英的《明文定》和《明文待》。[50]
    对话语权的争夺，并非仅仅停留在时文的编选上。明中后期，包括李贽、公安三袁、汤显祖、竟陵派的代表人物谭元春和钟惺、陈继儒、冯梦龙等在内的很多人文主义思想家，他们的思想实际上也是借由商业出版的力量得到广泛传播。以李贽为核心的一批文人也是经常聚会讲学，同样具有准文社的性质，而且袁宏道、汤显祖还都曾组织过文社。精明的书坊主往往会主动地参加这种聚会和讲学活动，或者是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相关的信息，以掌握思想文化的新动向、新潮流，再通过图书将这些新思想、新潮流兜售给求新求异的受众。南京继志斋的书坊主陈大来就与李贽及其门徒有着密切的交往。李贽的《易因》、《焚书》、《李氏说书》、《阳明先生年谱》、《阳明先生道学抄》等很多著作都由继志斋刊行；李贽去世后，他又通过李贽的弟子佘永宁从焦竑处得到李氏遗书12种，“皆未经传布者”，于万历四十年刊行，这就是《李卓吾先生遗书》。(18)整个晚明时期，李贽的著作都是各大出版商竞相争夺的资源。
    苏州书坊主袁无涯则与公安三袁有着密切的交往，从《潇碧堂集》、《瓶花斋集》等书的各卷卷首“门人袁叔度无涯校梓”的题署，可知他以袁宏道的门人自居。从这一点以及袁中道的日记、袁中道写给袁无涯的回信[51]中，可以推断袁无涯可能参与了公安派的结社，至少是经常性地参加公安三袁的活动。袁宏道在世时，袁无涯的书种堂就陆续刊刻了他的《敝箧集》2卷、《锦帆集》4卷、《解脱集》4卷、《瓶花斋集》10卷、《广庄》1卷、《瓶史》1卷、《潇碧堂集》20卷等。袁宏道去世后，袁无涯又多方搜集袁宏道的诗文，刊刻了《袁中郎集》；此外，明末周文炜刊刻了《袁中郎集(十种)》、崇祯年间佩兰居也刊刻了《袁中郎全集》。
    前述陆云龙刊刻的《皇明八大家集》、《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以及《翠娱阁评选行岌必携》中大部分是公安派、竟陵派以及徐渭、李贽、陈继儒、汤显祖等人的文章。周作人、林语堂等认为，正是这些文人缔造了明季的“新文学运动”，[52]“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53]明中后期，署名汤显祖的出版物也达70余种。冯梦龙、陈继儒等还亲自参与商业出版活动。这些人文主义思想家向程朱理学、向“存天理，灭人欲”的话语霸权发起挑战，他们充分肯定人的欲望，宣扬至情论，高扬人的主体性，使晚明社会涌动着一股以个性解放为诉求的启蒙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