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弃儒从商”还是“亦商亦贾”，士人一般都选择自己比较熟悉的文化领域，这就加速了包括图书在内的文化产品的商品化。当时，很多落第文人、监生、生员乃至普通的儒生或设坊刻书，或为书坊策划选题、编校书稿，抑或从事商业化的写作。汲古阁的主人毛晋“早岁为诸生，有声邑庠，已而入太学，屡试南闱，不得志，乃弃其进士业”；[7]金溪人周时泰、周文卿、周文炜皆为南京国子监监生，他们都是南京著名的书坊主；(11)建阳书坊主余象斗为邵武县诸生时就亦儒亦商；(12)钱塘诸生陆云龙困场屋20余年，遂绝意仕进，与弟人龙设坊刻书，从事商业写作和出版。(13)一些普通的儒生也设坊刻书，寓居金陵的金溪人王世茂就以车书楼为号刻书、校书，并借此广交士人；王安石第22世孙、金溪人王凤翔及其子维鼎也长期寓居南京，以光启堂为号刻书，“镌名家文集于金陵，遍行海内”。[8]从事图书编校和商业化写作的文人更多，王焞、朱鼎臣、吴敬所等都长期受雇于书坊，邓志谟、郭伟、陈台则是以向书坊提供书稿为谋生手段的职业写手。晚明时期，在商业出版发达的江南和建阳地区，创作和编辑图书成为一部分文人特别是底层文人重要的谋生方式，由此形成了一个职业出版人群体，晚明商业出版的发达正是得益于此。
    士人群体的扩大也是明中后期结社之风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备考的士子来说，结社固然可以起到互相切磋八股技艺，揣测时文风气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通过结社，还可以扩大社会交往，积累社会资本。根据布迪厄的理论，“社会资本是指当一个人拥有某种持久性的关系网络时，这个由相互熟悉的人组成的关系网络就意味着他实际或潜在所拥有的资源”。[9]对于落第文人甚至无缘科举的普通儒生而言，不仅可以通过结社来积累社会资本，而且还可以从结社中寻找到落魄后的归属感。
    二、晚明文社与商业出版
    除了职业出版人群体的形成外，晚明商业出版的繁荣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从出版的主体看，在由官刻、私刻(又称家刻)和坊刻共同支撑的整个出版业中，坊刻超过了官刻，开始居于主导地位；二是除了传统的出版中心建阳、杭州等地外，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商业出版中心，主要有南京、苏州、湖州、徽州等，其中仅南京一地晚明时期就有150家左右的书坊；三是出书品种和结构发生了变化，通俗文学读物、日用类书、蒙学读物和以科举考试为导向的举业用书成为商业出版的主打品种；四是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成为商业出版的主要受众，与此同时，受商品经济大潮的影响，图书受众中士大夫阶层亦开始分化，相当一部分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人生态度、价值观念以及审美趋向和阅读情趣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逐渐与市民阶层趋同。(14)
    在商业出版兴起和繁荣的同时，晚明结社之风亦开始盛行，至天启、崇祯年间，各种文社多达上百个，其中著名的文社有燕台社、应社、几社、豫章社、端社、读书社、登楼社、匡社、毫社、鉴湖社等。崇祯二年(1629年)，张溥等人联合全国各地的文社，成立了复社。复社成员最多时达2200多人，声势遍及海内。很多文社不仅进行各种文学活动，而且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具有操控舆论的力量。
    印刷术的发明及出版的商业化，“使出版物成为一种时兴的大众媒体，以往孤立的个人开始成为受众，信息的大规模传播成为可能”，[10]晚明商业出版也因此初步具备了大众传播的基本属性。而大众传播是话语权的象征，谁掌握了她，也就意味着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正是这一原因，促成了晚明时期文社与商业出版的联姻。复社就与晚明书坊主蔡益所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桃花扇·逮社》中有一段蔡益所登场时的开场白：“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俺蔡益所既射了贸易诗书之利，又收了流传文字之功；凭他进士举人，见俺作揖拱手，好不体面。(笑介)今乃乙酉乡试之年，大布恩纶，开科取士。准了礼部尚书钱谦益的条陈，要亟正文体，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间首领，只得聘请几家名手，另选新篇。今日正在里边删改批评，待俺早些贴起封面来。”[11]《桃花扇》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历史剧，它不仅是文学，更是历史，剧中的人物都是真实的，其中蔡益所系福建人，晚明在南京设坊刻书，成为南京一家集编、印、发和零售为一体的著名书坊。曾任吏部郎中、入清后官至吏部侍郎的熊文举年轻时就经常光顾蔡益所的书坊，他在其文集中说：“弱冠……从南铨涂映薇师(即涂绍煃--引者注)，训公子于白下，每风日晴期□书铺廊，廊下有闽人蔡益所店，积书甚富，益所□予年少好学，举书借览，约十余日雇一小驴□□恣读，读已复还，还复许借……”[12]“约十余日雇一小驴”后的文字字迹模糊，无法辨认，但联系上文可以断定雇驴当是去还书，这种经常性的批量借阅估计不会是无偿的，应当是有偿租借。也就是说蔡益所除了刻书、卖书之外，还从事图书的租赁业务。光绪年间的工部主事李岳瑞在《百年前海王村之书肆》中引述了乾隆年间李文藻的《南涧文集》所列30家书肆后感叹道：“今去南涧时甫百年，而记中所列各家，乃无一存焉者，求如陈思、蔡益所之流，益不可得矣。”[13]这也说明蔡益所是晚明时期的一个著名书商。
    《桃花扇》中不仅人物是真实的，蔡益所与复社的交往以及因此而获罪的情节也与历史事实相符。明末清初查继佐所著《罪惟录》中“(甲申)十二月，大禁复社文字，收书贾蔡益所罪之”[14]的记载便是明证。复社编选和评点时文，然后与书坊合作，使其编选的时文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借此影响读书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桃花扇》中，复社成员侯方域来到蔡益所书坊前，见到店内招贴的新书广告上“左边一行小字是‘壬午癸未房墨合刊’，右边是‘陈定生(即陈贞慧--引者注)、吴次尾(即吴应箕--引者注)两先生新选’”，由此猜测社友陈贞慧、吴应箕可能在蔡益所书坊内，当见到二人后又说：“两兄在此又操选政了！”这里的“操选政”就是编选时文。
    陈贞慧和吴应箕都是复社的核心成员，其中吴应箕因同乡刘城推荐而加入应社，“因得交于金沙(即周钟--引者注)、娄东(即张采和张溥--引者注)，遂操文选之政，论文合于大道，属笔甚敏，坊客厚赀购其书，辙获大利。”[15]可见，吴应箕等人的选文活动一开始就与文社和书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复社纪略》中亦有体现：“先是，贵池吴次尾应箕与吴门徐君和鸣时合七郡十三子之文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益扩而广之，上江之徽、宁、池、太及淮阳、庐、凤与越之宁、绍、金、衢诸名士，咸以文邮致焉。”[16]刘城也曾提及吴应箕“所点定经义，天下士子诵习之”。[17]“行世已久”、“天下士子诵习”都得益于商业出版的力量。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成为连接文社和书坊的牢固纽带，使文社、书坊主都积极介入图书编纂和出版活动中。吴应箕与苏州书坊主的合作也说明了这点，他在《崇祯丁丑房牍序》中说：“金阊书林迎予千里，予于是入天都，下钱塘，溯苕禾，至虎丘而休焉！文自京刻为各经师所已选者五千余首，合之行藏诸刻又万余首……谬论以意择之得佳者八百余首，书既成，例序之。”[18]书坊主之所以不远千里来迎接吴应箕，吴应箕之所以不辞辛劳到达虎丘，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吴应箕编选的时文影响大，市场认同度高，书坊刊行他的时文选集可以赚取丰厚的利润；二是对吴应箕来说，与书坊合作不仅可以获得可观的稿酬，而且扩大了他及复社的影响，从官方分得或是夺取了话语权。晚明时期，以时文为纽带的书坊和文人及其社团之间的良性互动催生出了一大批时文选家，除吴应箕外，著名的还有金正希、艾南英、陈际泰、章世纯、罗万藻、张溥、陈子龙等。他们频繁组织各种征文和评点活动，进一步推动和壮大了时文类图书的出版。(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