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该书写于20世纪30年代初，1934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此后多次重版，是晚明文社研究的开山之作。
    ②陈宝良：《明代的社与会》，《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另外，陈宝良的专著《中国的社与会》中，很大一部分内容论及晚明文社，该书1996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2011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
    ③参见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④该书初版于1996年日本同朋社，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中译本。
    ⑤张献忠：《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
    ⑥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⑦Joseph McDermott,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Book:Books and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6.
    ⑧陈宝良：《明代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中州学刊》2012年第2期。
    ⑨周启荣亦对商业印刷与晚明士人文化，尤其是文社夺取文权的关系进行过探讨，参见Kai-Wing Chow,Publishing,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⑩关于明代士人整体经济的贫困化，可参见刘晓东：《明代士人生存状态研究》，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52-55页。
    (11)周时泰，字敬竹，金溪人，以博古堂为号刻书，与南京状元朱之蕃交往密切，以门生自居，朱之蕃对其则以友人相称，在《盛明百家诗选》序中说“友人周时泰谬相许与，用广梓传，因人成事”。周文卿、周文炜系同父异母兄弟，为刻书家周庭槐之子。周文卿，字以忠，以光霁堂为号刻书；周文炜，字赤之，号如山，又号坦然，系明末清初人周亮工之父，除以光霁堂为号刻书外，还以敬业堂、大业堂为号刻书。参见《赖古堂集》附录《周亮工行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影印本，第976页。
    (12)参见方彦寿：《建阳刻书史》，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第286页。
    (13)参见夏咸淳：《陆云龙考略》、胡莲玉：《陆云龙生平考述》，分别载《明清小说研究》1988年第4期、2001年第3期。
    (14)参见拙文《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大众传播属性与文化的下移》，《求是学刊》2013年第2期。
    (15)关于明中后期文社与举业用书的出版参见拙文《明中后期科举考试用书的出版》，《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1期。
    (16)参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657-658页。
    (17)社会自组织理论认为，在经济、政治领域之外的社会生活领域，存在“一种自主且自身就可以自我整合、自我协调、自我维系、自我发展的机制或能力”。参见杨贵华：《自组织：社区能力建设的新视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9页。
    (18)参见李贽：《续焚书》卷1《与方伯羽》，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页；厦门大学历史系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第1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66、175页；焦竑：《澹园集》附编一《书李长者批选大慧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1183页。
    (19)实际上，适应底层需要，精英话语在明代中晚期已经深刻接受了底层思维，晚明通俗读物的刊行，也是适应了这种趋势，可以看作市民社会的反映。参见宣朝庆：《社会何以可能：16世纪泰州学派的探索》，《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
    (20)参见何宗美：《公安派结社的兴衰演变及其影响》，《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21)参见方志远：《“山人”与晚明政局》，《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该文亦谈及山人与商业出版的关系，认为他们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识及产业的文化人”。该文还系统论述了山人借由大众传播和社交活动对晚明政局的影响。
    (22)该书已佚，刘若愚《酌中志》卷24中有“书坊卖《辽东传》”的记载，李逊之《三朝野记》卷3上、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亦有关于《辽东传》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