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讲，笔者对于一些大谈宋代历史特点的文字常常心存疑惑，因为这些“特点”经常无视宋代与前代文献记载的不对称性，既不顾头，也不顾尾，孤立地谈论宋代历史。尤其在宋代经济史与社会史的领域，如果我们能充分意识到历史信息的零碎性与片面性，审慎考察，认真体会，对许多论题的认识或许能够更接近历史真实。
    另一方面，虽然宋代史研究领域未见有重大新史料发现而略显沉闷，却也并非全无拓展的余地。论者常谓宋代史研究领域，前不如秦汉隋唐，有简牍、文书发现之推动，后不如明清之文献众多，给每一个研究者以充分发挥的空间，不过在搜寻史料方面，宋代史研究者或许还可以关注如何向前后不同断代史研究者学习。秦汉隋唐史由于史料远较两宋以下为稀少，因此其研究者对史料解读之“敲骨吸髓”，以及对各类“边角”文献之重视，似有过于宋代史研究之处。笔者浅见，如对诗文、制诰、碑铭等文献的搜寻与利用，宋代史研究者是有所不及的。而相比于明清史研究，在重视地方文献与田野调查等方面，宋代史研究者看来也瞠乎其后。30年前，梁庚尧研究南宋农村经济，大量阅读明代地志，搜寻其所辑录的宋代记载，收获颇丰，(74)给了学界一个极有意义的示范。可惜近年来却少有人愿意循此路径，以花苦工夫来换取学识的进步（包括笔者本人在内）。
    至于近年来时风所致，以因袭旧说为“研究”，以二手文献为主要依据，广抄博引，无暇顾及原始历史文献，论著“高产”的现象，自不在本文议题之内，可忽而不论。
    回到本次笔谈所设定的议题，在宋史研究领域，讨论视野、论题与方法，只是手段而已，追求史事真相，理解历史，才是学术研究永恒的目标。凡属有助于这一终极目标者皆可谓“新”，反此则不妨目之为未预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