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的作者完全意识到了出版此类书时的困难，这类书并非译自汉文文本，而是由西夏人自己编纂的，但几十个例子证明这其中包含了当时流行的汉文作品的一些情节。那时的小说都以这样话作为开场白：“从前，有一个人……”因此，只有根据内容或类似的情节，才能找到它直接的来源。部分情节甚至连我自己也不能确认，显然，只有中国学者、乡土文学家可以做到。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12世纪后三分之一时间里西夏作者已经将大部分中国文学视为“自己的传统”，阅读过西夏文学的西夏人都相当熟知这个传统。无需参照系，因为在中世纪，众所周知，对作品的编译以及对作者的认知要求有着完全不同的态度、背景等。在这一部分得出结论的同时，还需说明，对于译自汉文的世俗文献(如：中国古籍索引、兵书《六韬》、《黄石公三略》等)的研究同样还不够充分。
    那些用歌辞表述，被称之为“变文”的作品是一类特殊的文本。这是民间和官方的文书，其形式模仿汉文典籍以及西夏法律典籍。关于后者，1149-1169年间的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1)和1212-1215年间对其所做的补充《新法》和《亥年新法》，应该说是比较特别的。在复制中国作品宝库的典籍时，西夏法学家拒绝盲目遵循唐代法典(《唐律疏义》)和宋代法典(《宋刑统》)的形式，他们采用了与中国传统法律有别的法典结构，实际上其行文结构与现代法典相吻合。其根源目前尚未发现，在中国法规中可以看到它们，甚至受到西方的影响。当然，西夏法学家们排斥中国传统的原因也不清楚，尤其是部分法典起草者还是汉人。
    在西夏法典中我们正在寻找基本的法律术语(司法观念、法治文化、中国法起草标准)表述的引进来源，但中国古代法律文献中还没有这种表述形式的记载。
    曾按照“样本”编纂的字典--《掌中珠》，其内容分为“天”、“地”、“人”三个部分，《文海》和《文海杂类》是按照汉字韵书《广韵》的体例；在中国词典学及“发音表”中，同音词和同义词好像没有绝对直接的雷同现象。在那个时代，西夏有如此发达的法律思想以及非常熟练运用语文技能的语言学家，不能不令人惊讶，而这一切尚待权威的、综合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的“西夏语言学”来说，最大的瓶颈是缺乏统一的、大家公认的语言语音学重构体系。没有一个语言学家认为，任何语言语音的重构是轻而易举的，这是一个复杂的工程。至少在笔者看来，应建议资深的语言学同行识别那些大家都认同的东西，包括统一的字符转录，选择简单的书写方式，以方便非语言学同行们的研究工作。
    有关西夏语语法，К.Б.克平继聂历山和石滨纯太郎、当代杰出的学者西田龙雄和索夫罗诺夫之后取得了卓著的成就。(12)但还有一些其需要进一步明确其意义的“祈祷文”，尚不清楚其究竟是什么意思。西夏语语法学是一块尚待发掘的处女地。
    研究人员特别是中国的同行们，试图在中国西南地区藏缅民族中找到一种最接近已经消失的西夏语的语言，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一领域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特别是普米族语言的发现，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西夏人可能存在的直接的后裔(或发源于四川省的西夏人祖先)。但这一领域，在考察该地区语言方面还有望取得可喜的成绩。毫无疑问，随着年轻一代研究力量的加入，西夏语语法和语言语音学重构的研究方面将会取得新的成果。在这方面，有望在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各族语言和西夏文献方面都取得前瞻性的进展。
    此外，研究中还惊奇地发现，公元前4世纪中国文献中所记载的西羌族传统与党项族和普米族传统之间具有相似性，(13)甚至彝族和西夏党项民间造世神话也具有相似性，首先令人关注的是造世的飞禽(仙鹤、白鹤)(14)。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文化不仅是党项文化(汉语和日语术语都没有将西夏居民的种族区分开来，汉语称西夏人，意思是不仅仅是指党项人，而是指西夏国的全体居民)，如果曾经不是一个融合体，那么他们的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将是三种文化因子的融合。居住在西夏境内党项族、汉族、藏族、回鹘以及其他的民族都把佛教和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只要看看过去和现在的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的文化，就不会令人感到惊讶。我们试图在西夏文化中寻找道家学说，道教曾经仅仅是西夏汉人的财富，或者也被党项人利用和信仰过(藏族和回鹘有可能，虽然未必肯定，特别是人们的个人生活远离道教)，这都很难说。我们也在考察，在西夏国家政体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上百年且令党项人悉心仿效的契丹辽国和女真金国，在那里也有当地的传统和萨满教派的宗教信仰，“萨满”这个词已经普遍进入当代语言，这是一个女真词汇，与佛教和儒教并存。顺便说一句，契丹曾广泛地吸收了中原文化的成果。我想再次指出：那个喇嘛墓地所发现的那些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的契丹文和女真文文书，会改变和修正我们关于蒙古统一之前中国宋代作为整个东亚文化代表的观点吗？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西夏文文献研究工作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对于好的文献版本要确定其性质，如果是译自汉文的西夏文文书，就要找到其原本或内容相近的版本。但这很少，准确地说，少得可怜。因此应该同时掌握该文献所涉及的全部领域的相关知识，如笔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实践，(15)以及克平的研究实践。(16)否则，你将无处着手。对于西夏文献的整理研究是“西夏文本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已经非常好地被年轻的一代西夏学家代表所掌握。(17)
    近年来，西夏文献的研究领域因П.К.科兹洛夫搜集的主要文献的刊布得以扩大，这项工作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联合进行。(18)随着文献的大量刊布，国际上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方便。我想，将其单独出版，将会吸引一批热心于研究的新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逐渐丧失了对文献的垄断，中国的西夏问题专家的数量将不断增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西夏学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由史金波教授负责领导。在识读西夏文的学者数量方面，中国已经占据第一。此外，中国台湾也涌现出了几十个研究西夏历史、考古学和文学的专家学者，目前他们还不会识读西夏文，但他们正在积极从事中国物质文化遗产起源的研究。对于中国而言，西夏作为10世纪-13世纪中国历史最为复杂的一页，“西夏研究”(西夏学)对于中国民族史、当代多民族国家民族政策的构成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曾在当今中国境内存在过的中原国家与周边国家相互关系的模糊理论，在中国的历史科学和决定中国确切起源方面占有明显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