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的秦汉史研究，给人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秦史研究成果丰硕，西汉史研究建树颇多，东汉史研究相对薄弱。笔者查阅秦叹史研究历年综述，发现一些撰稿人谈及缺陷时，总会提到东汉史研究。如论1981年秦汉史研究概况，田人隆先生就指出“对东汉史的研究显然不足，发表的文章很少”。直到这一期笔谈，熊铁基先生依然强调：“东汉和西汉相比，以往对西汉研究得多一些，对东汉的研究就弱一些。”这种较薄弱的研究状况，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回顾近三十年来的东汉史研究，在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组织、思想文化、民族关系、历史人物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就。
    东汉时期的政治制度，大体上承袭西汉王朝，也有一定的兴衰嬗替。许多学者从历史的视角，考察三公、尚书、侍中的职权，认为三公有较大的职权，尚书台并非众务所归，可以说是三公、尚书共掌宰相职能；侍中的职守是文谋和武卫，外戚侍中窃弄皇权，儒者侍中维护皇权。也有学者分析重大政治现象，认为外戚、宦官和官僚士大夫的斗争，作为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外戚代表世家豪族，宦官代表皇权，官僚士大夫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民众的要求。但论及张鲁政权的性质，究竟是农民革命政权，还是封建割据政权，曾经有过不同的解释。还有学者关注汉末政局，认为董卓集团的失败主要出于内部而非外部因素，是并凉两州军队矛盾激化的结果。此外，对东汉时期的地方行政制度、监狱制度、监察制度等问题，也都有较深入的探讨。
    有关汉代社会性质的讨论，曾把学界的焦点吸引到东汉社会性质研究上来，引起“封建制说”和“奴隶制说”的争议。但随着社会形态学说逐渐地淡出史学领域，广大学者开始转向经济结构、社会组织研究，或认为东汉时期已形成综合经营的庄园经济结构，并且成为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基本经济单位；或认为东汉时期未形成庄园经济制度，普遍存在的只是地主经济和小农经济两种经济形式下的自然经济结构；或着眼于新型生产工具的推广应用、劳动力的调配和各类生产的管理，认为庄园经营模式都有比个体经营进步的地方；或重新考察门阀士族阶层，认为它是以庄园经济为物质基础，以对国家权力的支配为政治条件，以门第观念为思想意识，最终形成于东汉时期。有些学者分析刘秀的“度田”，或认为是一场失败的行动，或认为是一项成功的措施，这两种认识迥然不同。也有学者注重经济发展水平，认为东汉商业经济并不是迟滞不前，而是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得到普遍的发展，由此造成了一股追商逐利的社会风气。还有学者关注东汉时期的人口、性别和户籍及自然灾害问题，认为东汉人口的增减分为两大阶段，前一阶段恢复增长，后一阶段人口锐减，人口的增减与社会的稳定程度密切相关；东汉王朝面对各种自然灾害，能够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力量，采取多种防灾和赈灾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救助效果。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东汉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许多学者考察《太平经》与道教的关系，认为《太平经》继承和改造了汉代流行的元气思想，构成了早期道教独特的理论体系；但有学者认为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作为民间宗教，是以《老子》为圭臬，而不是以《太平经》为经典；或认为《太平经》对原始道教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民间流行的巫术与原始道教的关系更近。也有学者透视白虎观会议，认为它弥缝了今古文经学之间的裂痕，造就了一大批忠孝仁义之士，维护了东汉政权的基础；或认为《白虎通》的神学思想承继董仲舒的哲学思想，直接出自汉代的谶纬神学。还有学者考察东汉私学和鸿都门学，认为东汉私学的广泛性既是教育进步的产物，又是经学发展的结果；鸿都门学作为一个文化场所，并不是现代意义的学校，把鸿都门生当做王符、仲长统的对立面，视为东汉思想史的一个发展阶段，也不符合历史实际。此外，汉末社会批判思潮以其鲜明的人文主义精神，也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被称为中国古代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
    为了应对边疆问题，东汉王朝设置使匈奴中郎将、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等职位，负责管理少数民族地区事务。许多学者依据具体史实，探讨了这些官职的设置情况、职权及其特殊作用。羌人暴动的原因究竟是羌族政策的失误，抑或是地方政府的失策，还是羌族首领的图谋？羌人暴动的性质究竟是反抗压迫的起义，还是制造分裂的骚乱？这些问题曾经引起热烈的讨论。也有学者关注东汉西北边疆政策，认为东汉王朝由于国势不振和政治中心东移，对西北边疆采取消极防御、被动退守政策，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还有学者认为马援南征得到了岭南和交阯人民的支持，在军事行动中坚持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维护了中原与南洋、印度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或关注中外关系的发展，论及东汉王朝与贵霜、大秦诸国的关系，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
    历史人物研究作为东汉史研究的热门话题，包括群体研究和个人研究两方面。在群体研究方面，较受重视的对象包括外戚、宦官、党人、隐士乃至汝颍名士，有学者认为东汉宦官作为皇帝的“家庭奴隶”，不担任外朝官，权力有限，其中忠于朝廷、有功国家的比比皆是，不应一概加以贬斥；或认为汝颍名士形成的政治背景是反抗外戚宦官带来的黑暗政治，其文化基础则是反对虚伪、追求真实的执著精神，这一群体对人性自然与儒道融合新型人格的向往，成为魏晋玄学思潮兴起的出发点。在个人研究方面，东汉开国君主刘秀，军事家马援和班超，史学家班彪、班固和荀悦，思想家桓谭、王充、王符和仲长统，科学家张衡和张仲景，经学家马融、郑玄和何休，文字学家许慎，艺术家蔡邕等人，都受到学界的重视。特别是刘秀研究，出版了多部传记作品，刊发了大量学术论文，涉及刘秀的家庭背景、个人品格、军事才能、治国方略、领导艺术诸层面，学术成就最为突出。
    这些学术成就的取得，凝聚着广大学者的智慧，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然囿于秦汉史研究的习惯性，我们通常把东汉视为西汉的延续，甚至当做西汉的“尾巴”，因而关注东汉史的程度，似乎不及西汉史。这样一来，东汉史研究就被置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存在着诸多缺陷。从研究内容来看，个别的、具体的研究较多，整体的、抽象的探讨较少；就研究方法而言，微观的、叙述的研究较多，宏观的、思辨的探讨较少。特别是迄今为止，仍在论证东汉断代史研究的可能性，未能给社会送上一部东汉通史，更让学界同俦心存遗憾。因此，加强东汉史研究的呼声，近些年来可谓愈益强烈，成为广大学者的共识。
    怎样加强东汉史研究？依笔者之见，首先要对东汉史有一个通盘认识。以往我们纵向考察东汉史，大致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光武、明、章诸帝为前期，处于恢复和发展的状态；和帝以后为后期，沦入黑暗腐败的局面。然而，东汉一代有近两百年的历史，和帝以后的历史又相当复杂，这样解释太笼统了。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王云度先生曾从政治、经济、阶级诸层面入手，讨论东汉史的分期问题，把东汉史分为前、中、后、晚四个阶段，但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笔者以为，东汉史可分为五个时段：光武是政权重建时段，明、和是稳定发展时段，安、顺是急剧转折时段，桓、灵是衰颓败坏时段，献帝是名存实亡时段。这五个时段前后衔接，即从光武之兴，明、和之治到桓、灵之衰，献帝之亡，恰成一个王朝的兴亡史。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汉史研究堪称一个王朝史的认识标本。
    其次，要深入探讨东汉史上的重大问题。以往我们研究东汉史，已讨论过许多重大问题，并对有些问题达成共识，但就整个东汉史而言，仍有不少问题亟须深入探讨。如论“光武中兴”，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即从军人政权向文官政府的过渡。东汉王朝仅在光武一朝就实现了这一转变，而别的王朝完成这一转变，通常要历经三四代皇帝。这种过渡是一个政权能否稳固的政治基础，自古及今，概莫能外。如论东汉王朝由盛转衰的原因，主要是出现在安、顺时期空前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巨大的损失，持续不断的羌人暴动带来严峻的边疆危机，统治集团的恶性内耗损伤整个国家机器，加上安、顺二帝的昏庸无能使朝廷政治日渐颓败。如论“清议”演化成“党锢”，应该是一个政治矛盾激化的过程，从杨震之死到李固、杜乔之死，再到两次党锢之祸，正是一个从个人谏诤到群体抗争的过程，如论外戚宦官专权，既要看到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斗争，又要看到外戚与宦官之间的合作，还要看到外戚与外戚、宦官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更要看到外戚宦官专权与君主专制的关系。
    再次，要系统整理东汉史研究的成果。东汉史研究从班固修撰国史算起，已有近两千年的时间，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东汉前期至南朝是历史编纂阶段，南朝至晚清是历史文献整理阶段，晚清至今是历史问题研究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东观汉记》和谢承、司马彪、华峤、谢沈、张瑶、袁宏、范晔等人的《后汉书》、《后汉纪》相继问世，为东汉史研究奠定了基础。在第二个阶段，李贤、刘攽、惠栋、王先谦等人依托《后汉书》，进行注释、解说、校勘和考证，为东汉史研究铺平了道路。在第三个阶段，东汉史研究围绕一些重大问题展开，在国内外学界受到广泛的关注，涌现出一大批学术论著。今天我们研究东汉史，就必须超越时空的局限，总结近两千年的学术历程，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构筑一个新的认识体系。
    复次，要充分利用东汉史的基本资料。以往我们研究东汉史，主要依靠有限的文献资料，特别是范晔的《后汉书》。虽有袁宏的《后汉纪》，且较范晔的《后汉书》成书早七十年，却常被一些学者忽略。虽有历代学者整理《后汉书》的论著，但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没有被充分利用。虽有较为专业的汉画学会，以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为研究对象，却与秦汉史研究会缺少合作。所以，今天我们研究东汉史，必须尽可能占有相关史料，无论是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还是画像砖石、碑刻、壁画及其他文物资料，都应该加以整理和利用。
    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把模糊的历史梳理清楚，把错误的认识纠正过来，也就是不断地补偏救弊。我们进一步开展东汉史研究，就应该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加系统和细致的探讨，以期全面和深入地认识东汉史，早日给社会送上一部东汉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