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证明，在文明化进程中，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所谓“古国”，其性质和表现形式并不完全一样，有的是神权至上，有的是王权至上，从而导致其发展方向和发展前途的不同。对于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过去较多研究者，包括笔者自己在内，比较认同神权国家-王权国家-帝权国家的三阶段说，河南灵宝西坡仅随葬玉钺和陶器的仰韶文化大墓的发现，促使我重新思考这一观点，通过对红山、良渚、仰韶大墓三者随葬玉器的比较，发现它们“时代基本同时，规模也大体相当，但在用玉器随葬等方面却有着各不相同的特点”，红山大墓除用作装饰的管、珠、坠、镯、环等，主要是箍形器、猪龙、勾云形器、龟、鸟、蝉、蚕等充满宗教色彩的用作通神工具的玉器；良渚大墓随葬的琮、璧等大部分玉器也与宗教祭祀有关，也是通神的工具，但也有较多象征军权、王权的钺、戚等玉器；仰韶大墓除一些陶器，则只有极少量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玉钺、玉戚。由此表明，“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12)当社会开始出现转型时，最早产生的“公共权力”并不都是以神的面貌出现的神权，而也可能是以军权为支撑的王权。应该说较红山、仰韶、良渚大墓年代都早的崧泽文化早中期大墓的发现已完全证明这一判断，因为在这几座大墓中出土的玉石器，除装饰品和生产工具外，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作为军权、王权权力象征的形体硕大、制作精致、有的还有涂朱痕迹的石钺，根本不见作为崧泽文化后续发展的良渚文化中最有特色的象征神权的琮、璧一类东西。笔者记得2010年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考古论坛，当张家港东山村遗址考古发掘主持人周润垦报告之后讨论时，考古研究所李新伟研究员的发言就明确指出这一点。
    四、多个遗址地层关系证明崧泽文化早于良渚文化，而通过两者内涵的比较研究也已证明崧泽文化与良渚文化之间有着紧密的继承发展关系。但对比崧泽文化大墓和良渚文化大墓随葬的玉石器便会发现，两者在种类和组合上却有明显的差异，崧泽文化大墓以《中国文物报》报道的东山村M90、M91等为代表，可分为璜、瑗、镯、玦、环、坠等各种装饰品，锛、凿、锥等生产工具、用具和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钺等兵器。良渚文化大墓以反山南北两排大墓为例，玉器品类繁多，据考古发掘报告(13)表1“反山南北两排9座墓葬出土玉器统计表”，“器物名称”一栏即列51项，与东山村崧泽文化大墓相比装饰品种类更多，锛、凿等生产工具基本不见，作为军权、王权象征的权杖、玉钺、石钺占有突出位置，新出现的作为神权标志的琮、璧、三叉形器等最为引人注目，有的还镂刻有神鸟、“神徽”图像，更增加了其神秘色彩。良渚文化是继承崧泽文化发展而来的，按崧泽文化大墓随葬玉器表现出来的突出军权、王权的情况分析，如果正常发展下去，很可能也会像中原地区仰韶(以灵宝西坡大墓为代表)-龙山(以襄汾陶寺大墓为代表)-二里头(以随葬玉器、铜器的墓葬为代表)系统那样继续走强化王权的道路，从而保证社会机体良性运转，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但实际情况是，良渚文化却因过度崇尚神权、无节制消耗社会财富，盛极而衰，乃至消亡。实际情况表明，社会的发展不是直线的，文明演进的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任何地区，任何文化，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由于社会内部或外来因素的影响，选择不同于以往的发展模式，改变原来的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的例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至于从崧泽文化发展到良渚文化是什么原因导致其发展模式的改变，因不是本文主要研究的内容，容以后有机会再作讨论。
    五、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是人们自身和人类社会在生产、生活等活动中遗留下来的各种遗迹和遗物，因而以往的研究比较注意考古遗迹、遗物的形态及组合的变化，构建物质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有的也会进而接触到由此反映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但从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来的考古学历史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的研究注意不够。人类社会，不论是处在哪一个发展阶段上，它都是依附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建而成的，而思想观念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正是上层建筑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只有对考古遗迹、遗物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进行深入研究解析，才能更全面和深刻地认识这个社会，把握社会的本质。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遗迹、遗物尤其是遗物的物质形态演变，有清晰的轨迹可寻，两者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演变关系，在学术界是没有疑义的。但若从其墓葬随葬玉器反映的思想观念来看，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其文明演进的模式却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只是单纯从两者遗迹、遗物的物质形态着眼，而忽视对其蕴含和反映的思想观念等更深层次的东西的研究，这一重大变化便难以揭示出来。张家港东山村遗址尤其是早中期大墓的发掘，提出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发掘工作还在继续，随着发掘面积的扩大，随着发掘报告的发表，一定还会有不少新的发现，一定会掀起讨论的热潮。
    以上所言，皆为有感而发，并非经过深思熟虑的结论，写出来只求抛砖引玉，恳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②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1980年第3期。
    ③梅福根：《浙江吴兴邱城遗址发掘简介》，《考古》1959年第9期。
    ④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州市博物馆：《毘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年。
    ⑤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河浜》，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
    ⑦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⑧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魏凡：《牛河梁红山文化第三地点积石冢石棺墓》，《辽河文物学刊》1994年第1期；辽宁省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⑨郭大顺、张克举：《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咀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11期。
    ⑩方殿春、刘葆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红山文化玉器墓的发现》，《文物》1984年第6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6年发现的仰韶文化中期大型墓葬》，《考古》2007年第2期；《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墓地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1期；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第五次发掘获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第1版；《灵宝西坡仰韶文化墓地出土玉器初步研究》，《中原文物》2006年第2期。
    (12)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文物》2009年第3期。
    (1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