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作为中国中古时期一个有影响的王朝，所留历史资料奇缺，往往被称为“神秘的西夏”。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苏联和日本的一些专家着力研究西夏，后因二战影响而停止。二战后，苏联、日本相继恢复西夏研究。中国的西夏研究迟滞，20世纪60年代方于王静如先生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民族所恢复，并招收研究生。
    抓住难点，解析繁难文字。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西夏研究又有了活力。那时西夏研究的重点是要解读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而解读文献的前提是识读西夏文字。后来，我们得到了苏联出版的西夏文《文海》。经过前后8年时间，1983年《文海研究》出版，绝大部分西夏文字得到解释，大大提高了西夏文的释读水平，解决了西夏研究的一个难点。后来国内出版的西夏文字典大部分抄录了其中的成果。
    突破重点，译释重要文献。西夏文文献中的西夏王朝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其内容之丰富、格式之新颖，堪称稀有。经过近4年努力，1992年，我和白滨、聂鸿音合作翻译的《西夏天盛律令》，作为《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之一种出版。后经修订、补充，又在《中华传世法典丛书》中以《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为名出版。这一成果出版后，参考、利用此书资料进行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不断出现，明显推动了西夏研究。
    冲破瓶颈，出版原始资料。负载着重要西夏历史文化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文献，藏于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我们多次向院里提出与俄方合作出版这些文献的建议，得到院领导和有关部门重视。1993年在院科研局、外事局组织下，由我院民族研究所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进行会谈，确定共同整理、出版俄藏黑水城出土文献。
    勇挑重担，维护活字印刷发明权。面对国家需要，1997年院科研局召集会议，设置院重点项目推进中国活字印刷术研究。我和本所雅森·吾守尔承担了该项目。2000年，《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出版。对一些错误观点提出讨论，予以纠正，进一步确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
    建立中心，促进学科建设。199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正式成立。这是国内外第一个以西夏研究为专业方向的研究中心。中心先后做了大量研究和促进学科建设的工作。如中心与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等多部门联合，策划出版了大型文献丛书《中国藏西夏文献》。
    攻坚克难，解破西夏文草书。在整理、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过程中，我们于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西夏特藏文献中，发现了一批未登录的社会文书。为了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出版这些文献，需要给每一件文书定名，需要先破解西夏文草书。这是一个新的难题，我们有责任破解这一难题。利用新的西夏文社会文书资料和新的文物考古发现，结合汉文史料，可逐步再现西夏社会。2001年，我将“西夏社会”申报院重点项目。经过6年努力，终于完成《西夏社会》（上下册）。2007年，我将“西夏经济文书研究”申报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得到批准，同时“西夏军事文书研究”也被批准为院重点项目。
    扶持绝学，传承西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视特殊学科发展和传承。2008年，在院领导关怀下，将包括西夏文在内的一批对学术发展有重要意义的学科，纳入院特殊学科建设，促进深化研究，培育新人，传承学术。在院特殊学科建设扶持下，我院西夏研究又有了新发展，不仅科研项目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培养人才方面也有创新。
    联合攻关，掌握西夏研究话语权。近20多年来，西夏原始资料的大量出版和西夏文文献解读的新进展，为西夏研究增添了新动力。西夏文献、文物研究蕴藏着巨大的学术潜力，是一片待开发的学术沃土，成为基础学科中一个醒目的新学术增长点。基于上述认识，我申请了“西夏文献文物研究”重大项目，项目获得批准。实施6年多来，全面推动了西夏学学科建设的进程，国内西夏研究呈现出统一布局、专家合力、各展所长、进展显著的良好态势，增强了学术自信，在诸多领域掌握了西夏学的话语权。
    40年来，我院西夏学研究不断引领潮流。2016年，我院又实施登峰战略“特殊学科”建设，西夏文学科再次被遴选为“特殊学科”建设项目，期望发挥优势，培育新人，产出代表国家水准、高质量的、标志性科研成果，为西夏学繁荣发展再创佳绩。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