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史学界不少有识之士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研究进行回顾时，感到近一段时间，一些史学工作者有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他们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史学研究总的状况是好的，大家对“四人帮”的“影射史学”及“文革”前一段时间盛行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进行拨乱反正，使史学研究回到实事求是的正确轨道上来，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取得了史学研究各个领域的丰硕成果。但是，事情的发展在一些学者那里却被引向了反面。本来，实事求是是为了纠正教条主义、空头理论或理论脱离实际的空疏学风的，一些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却渐渐滋生出了一种实证至上的想法，以为唯有实证才是史学研究的唯一要务，理论则是可有可无的。这就完全背离了我们一向提倡的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主张。
    学者们指出的史学界这种忽视理论研究的倾向，我认为是确实存在的，在先秦史学界也不例外。我在过去发表的一篇对先秦史研究进行回顾的文章中曾经指出，近百年来史学界的各种思潮，总是率先在先秦史研究领域中反映出来（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先秦史学界近年来忽视理论研究的这种倾向，也是不容小觑的。
    回想改革开放之初的先秦史学界，学者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勇敢地突破所谓“五种生产方式”的桎梏，或是用实证批判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古代奴隶社会说，或是用实际行动抛弃过去“大而无当”的古史分期讨论，转而专注于先秦政治、经济、军事、家族、社会生活、礼仪、社区、地方史及古国史等多个领域的具体研究。这期间，由于地下出土文献，包括甲骨文、金文及简帛资料的不断被发现，要求人们不断投入精力进行整理并发掘出新的史料，也引导人们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微观研究。迄至今日，在上述研究领域，由于学者的努力，都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使先秦史研究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如果我们在环顾已取得的各项具体研究的成绩的同时，也仔细思量一下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哪些不足的话，那么就会立即发现，我们对有关先秦史重要问题的宏观理论的研究确实显得薄弱，与上述微观具体研究的发展并不平衡，存在着不小差距，甚至与社会公众的期盼也存在着距离。例如上面提到的先秦时期的社会形态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否定了古代中国经历过什么奴隶社会，这在如今几乎成了大家的共识，但是先秦时期，包括夏商周三代及春秋战国究竟可以划归为何种社会形态，我们并没有做出认真的解答。还有中国古代文明暨国家的形成问题，到底我们的文明形成于五千年前、四千年前，还是三千多年前，到如今仍然莫衷一是，这显然也是因为我们有关文明暨国家形成的理论没有得到充分清理的缘故。近年来，我们引进了一些西方人类学、考古学的理论，如所谓酋邦理论、早期国家理论等等，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且莫说国内尚有不少人排斥或拒绝接受这些理论，就是在接受或引用这些理论（有的只是引用某些理论术语）的学者中间，又有多少人弄清了这些理论的真实意蕴，并能引以对中国古代社会做出符合实际的解释？
    为使大家进一步了解目前先秦史理论研究的现状，下面将列出我所了解的这个领域的一些理论研究的课题，并略述这些课题的研究进展及所以纠结的状况，以见其亟待解决的迫切性质。
    1.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此问题已被科技部列为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十一五”科技支撑项目，号为“文明探源工程”。从技术层面上看，它不外乎就是探讨一般人们所说的诸“文明要素”，例如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金属器等在中国古代何时产生及怎样产生的问题。其难点在于把握古代中国总的文明水平及文明进程，即如学者现实讨论的古代中国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的问题。按学者的意见，文明起源与文明的形成（即进入文明社会）是两个概念，文明社会的形成应有一定的标志。目前学者正就此讨论，或认为应采用西方学者提出的从考古学角度观察到的一个地方所具有的文明要素作标志，或认为应以过去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国家产生作标志。而对于所谓“国家”的理解，人们的分歧就更多了。
    2.中国古代国家起源及形成问题
    就中国古代国家的起源而言，它到底是脱胎于古代的部落联盟，还是脱胎于如今一些学者所称的酋邦、酋邦联盟？就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而言，其形成的标志是否亦应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必须具备“公共权力”和“地域组织”的建立两个条件？所谓“公共权力”及“地域组织”应怎样理解？关于这个问题，自“文革”前就已为大家经常论及，到今天仍未解决。这也是有关我国文明史的时间有多种不同说法的原因。看来，今天是换一种思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3.中国前国家时期的社会形态，所谓“酋邦”理论是否适用于古代中国
    这是较前两个问题更深一层的理论探讨。同马克思、恩格斯（暨摩尔根）的社会发展学说有所不同，一些现代西方人类学者，以美国的E·塞维斯为首认为，在平等的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即国家社会）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不平等的氏族社会发展阶段。他们管这种不平等的氏族社会组织叫“酋邦”。那么，这样一种关于人类史前社会发展的新说是否有道理，是否适合于中国古代社会？国内不少学者对之持否定看法，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十分有道理，并认为酋邦理论“十分有利于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十分有利于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研究，十分有利于近几十年来中国相关领域新的重大发现，尤其是考古学上发现的解释”（易建平：《部落联盟与酋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